先秦兩漢文學與史學·先秦文學與史學的情緣

為了更好地說明先秦時期這一特點，需要與其他國家做比較。世界古代文學主要分東、西兩大體系，東方以中國、埃及和印度為代表，西方以希臘和羅馬為代表。古希臘文學與古羅馬文學相比較，無論其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都以古希臘為先。在古希臘開始創造燦爛古典文化(主要指希臘神話)時，整個歐洲還處于野蠻落后的狀態中。古希臘是歐洲文學乃至西方文學的發祥地。古希臘輝煌的文學成就，至今仍被世界公認為西方文學的楷模。

豐富優美的希臘神話，在世界文學中始終是無與倫比的。希臘神話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半神的英雄傳說，講述了希臘神開天辟地，代代傳承，神的譜系以及眾神日常生活的故事，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神話系列。希臘英雄傳說以人物或事件為中心，形成許多英雄故事系列，故事曲折優美，形象完美且數以千計，極富思想意義。

古希臘神話不僅形成系列，而且其他文學藝術都能有效地利用神話。正如馬克思所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①希臘的詩歌、戲劇、小說及其他藝術，都從希臘神話傳說中汲取了創作靈感與題材。

首先，希臘人在氏族公社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主要以神話為題材，將祖先頌歌、英雄歌謠和抒情牧歌加工發展，形成了鴻篇巨制，其代表作品就是傳說為盲詩人荷馬根據流傳的許多短歌綜合而成的《荷馬史詩》。《荷馬史詩》大約初步形成于公元前9至8世紀，正式成文于公元前6世紀，是長期流傳的關于特洛亞戰爭的總結，其社會歷史內容是通過神話的方式來表現的。

公元前6世紀末到公元前4世紀初，是希臘奴隸制發展的全盛時期。希臘歌劇性的悲、喜劇，以神話為題材，進一步吸收史詩的藝術營養，在頌歌、合唱、民間滑稽戲的基礎上演化形成。希臘戲劇特別是悲劇大多取材于神話，以至后來產生的小說也無不受到神話的重要影響。可以這樣說，希臘文學的發展是以神話為前提和基礎的。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文學有著自己的鮮明特色，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過程，其過程如果用“神話一史詩一戲劇一小說”來表示，大致是不錯的。

過去一些學者評議中國文學，愛套用西方文學的發展模式，認為中國的史詩、戲劇、小說也同希臘一樣源于神話。大家知道，我國古代并沒有流傳下神話的專門著作。分散于各種典籍中的零星神話記載也不成系統，其規模無法與希臘神話相比。很難想象，如此貧瘠的神話土壤能培育出中國史詩、戲劇、小說的絢麗“花朵”。再看流傳至今的萬余部中國古代小說，取材于神話的只是少數，而百分之八九十的古代小說是以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為題材的。這就是中國古代文學有別于西方古代文學的一個特點，這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一種實際。那種不從中國文學客觀實際出發，一味硬搬和模仿外國的做法，其結論既不符合中國文學的實際，又抹殺了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同時否定了中國文學的真正價值及其對世界文學的偉大貢獻。

與西方充分開發利用神話相反，在中國，從周朝開始，就對古老的華夏神話采取了冷落甚至摒棄的態度，卻大力發展起歷史著作來。中國記史之舉，歷史悠久，大致從文字產生便開始了。東漢班彪曾據前史作《史記后傳》數十篇，其《略論》說：“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后漢書·班彪傳》)認為堯舜時代即有記史之官。劉勰更認為記史始于軒轅黃帝：“史肇軒黃，體備周孔。”^①太古的史書因皆佚闕，實情渺難追尋。但只要看看現今所發現的最早文字記錄——甲骨卜辭，就會明白：我國最初的文字記錄緊緊與實用功能相聯系，并在形式上體現為以時系事的“史”的特點。僅以具備了記言記事史籍體例的《尚書》與《春秋》來說，就比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即《希臘波斯戰爭史》)要早。中國史學發生之早，典籍之博，在世界各國中，可謂首屈一指。同希臘神話相似，中國歷史著作的發達在世界上始終都是無與倫比的。黑格爾說過：

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歷史”。印度的“四吠陀經”并非歷史。阿拉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于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這一種國家只有中國才有，而且它曾經特殊地出現。中國的傳說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3000年;中國的典籍“書經”，敘事是從唐堯的時代開始的，它的時代在基督前2357年。^②

中國先秦的歷史著作屬于“泛歷史”，也可以稱“泛文學”，因為它文史混合、文史并舉，從歷史學的角度講，它是具有形象化的歷史著述;從文學的角度講，它是具有歷史事件題材的文學作品。由于這一特點，我們習慣上把先秦的歷史著作，又稱為先秦史傳文學。先秦文學的發展與史學結緣最深，受“歷史”的影響最大，以致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學一種獨特的傳統，形成了顯著的中國文學民族特色。

中國最早的文字記錄就是中國第一批歷史文獻，同樣也是中國第一批書面文學珍品。它產生于史官之手，從實用出發，把真實、準確作為書寫制作的標準和原則。不論殷墟的甲骨卜辭、商代的銅器銘文以及《尚書》中的殷商詔誥，雖然有迷信神鬼的意識，但本意是對社會現象做直觀的反映，語言樸實，表述比較確切，表現出“史”的真樸的特征。

到了西周，這個時期史官所制的簿錄、文書、文獻在形式上并沒有什么大的突破，但內容上貫徹“禮”的精神是其一大特征，它們把“禮”作為指導思想與靈魂，在真實、準確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善德，即強調史籍始終要貫徹封建禮法道德。不論西周銅器銘文中對分封、賞賜的頌揚，還是《尚書·周書》中周公連篇累牘的說教勸善，都體現了這一點。由于重于說教，記言體此時更為成熟了。

春秋至戰國，是我國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轉變的時期，在這大動蕩、大分化之中，新、舊社會勢力都關注著社會上最活躍的一支力量——“士”階層。士階層是王官淪落、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它的組成是多方面的，主體是以庶族為主的下層知識分子。由于新、舊勢力都竭力爭取，把士階層推上了政治舞臺，而士階層又推動了思想解放的大潮，促進了文化向全社會的傳播，給先秦史學與文學帶來了空前的繁榮。

首先是以“百國春秋”的形式打破了周天子宮廷王官對記史的壟斷，由單一的天子王官記史發展到多元的諸侯國史官記史，史籍由簡單的文書、文獻向正式史書方向發展。其次，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由于士階層的廣泛參與，第一次出現了私人著述——孔子編著的《春秋》，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史籍群體性制作的傳統，由史官多元記史發展為史家競起、互相爭鳴。最后，在爭鳴與競爭中，史傳的記言、記事、編年各體互相滲透，互相綜合，在求真實、講禮法的基礎上注重表述的文采，講究史傳的文學性，于是產生了標志先秦史傳文學高度成熟的《左氏春秋》(即《左傳》)以及各具藝術特征的《國語》《戰國策》《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等。史家著述開始追求完整的體例、曲折的情節、逼真的細節、壯闊的場面、栩栩如生的形象、個性化的人物語言。常以豐富的想象，進行奇特的夸飾與渲染;常憑智慧聰穎，巧妙地寄寓雋永的哲理;常以絢爛多彩的詞藻，增加美感的意味。在表述中更多地融進作者美的感受、美的追求和美的理想。

總之，先秦的史籍，體現出“史傳”的美學與文學特征，文學與史學合為一體，二者達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注釋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① 見《文心雕龍·史傳》。因《尚書》中多載周公言,《春秋》為孔子所修,故劉勰在此以“周孔”來稱這二部史籍。② 黑格爾 《歷史哲學》第160-161頁,王造時譯,三聯書店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