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心學·心學與明代諸體文學·心學與晚明小品

作為一種文體的“小品”有廣義與狹義兩種不同性質，廣義小品如朱光潛所言：“凡是篇幅較短，性質不甚嚴重，起于一時興會的文字似乎都屬于小品文，所以書信、游記、書序、語錄以至于雜感都包含在內。”^①而狹義的小品則專指晚明的性靈小品。但即使狹義小品，其所包括的范圍也難確定，明人陸云龍等人點評的《翠娛閣評選皇明小品》共選16家，而今人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則共論73家。不過從諸多論述中仍可找出一些共同性的東西，即晚明小品以受心學影響的性靈派作家為核心，如徐渭、李贄、湯顯祖、公安三袁、陳繼儒、竟陵派等等;其主要特點則是突出自我個性、詼諧有趣、自由活潑及文法不拘一格等等，可以說小品文乃是心學思潮影響下的產物，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心學思潮的體現。

在20世紀的學術史上，小品文的研究曾隨著五四新文學運動而興盛一時，這主要是當時一些學者將新文學運動的源頭追至晚明而決定的。嵇文甫的意見較有代表性：“明中葉以后，整個思想界走上一個新階段，自由解放的色彩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前有白沙，后有陽明，都打出道學革新的旗幟，到王學左派而這種潮流發展到極端了。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時代精神的表現。”^①在此不僅可以看出其稱贊公安竟陵時所隱含的新文學運動之背景，而且還直接與思想界的心學運動聯系在一起。周作人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徑直將公安竟陵稱作“明末的新文學運動”，并說：“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②但周作人的觀點在當時遭致不少人的非議，更加上林語堂等人提倡小品文的閑適遭到魯迅等學者的嚴厲批評，所以后來對小品文的研究稍有沉寂。但那一次的小品文研究高潮還是對后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只是當時并沒有將它與心學的關系看得很重，其重心是著眼于革新與復古的對立，因為這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核心。這種革新與復古對立的思路可以說貫穿了20世紀的小品文研究，各家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乃至專題研究，幾乎均未超出此一模式。

真正對心學與小品文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剛起步時許多人似乎更多的是注意心學對小品文的負面影響，如尚學峰《論公安三袁的散文》認為“三袁受李贄和泰州學派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同屬于陸王心學的體系”，但又認為陸王心學畢竟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具有空言心性與消極頹廢的缺陷。三袁受此影響，“在他的作品中，除了鼓吹個性自由外，很少表現更為積極的人生追求，也很少對社會現實作更廣泛的反映和深刻的剖析，題材比較狹窄，思想深度不夠，尤其缺少催人奮發的力量”^③。此后，學者們則多從正面對小品文與心學的關系進行內在學理性的研究，這主要分兩方面：

一是心學對小品文作家精神心態的影響。臺灣學者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一書，在“小品反映士人的人生理念”一節所論述的四點：“見在良知的信持”、“狂狷鄉愿的辨明”、“三教思想的會合”、“人生觀的具現典型”，可以說全都與心學相關。如其論“狂狷鄉愿的辨明”時說：“王學狂狷鄉愿之辨，影響著晚明多狂狷之士，尤多狂者。上焉者，緣于自我的尊重，志大言大，縱使行有不掩，總是操持向上一線之力，表現在文學上，一則激涌起抗擷傳統權威的勇氣，能夠獨立思考，各抒己見，晚明文學見解遂有熱烈的討論，而有公安、竟陵諸人文學觀的提出。二則狂狷鄉愿之辨引申到文章的真偽之辨，寧真毋偽，以獨抒性靈為上，縱有疵處，亦覺可愛。”又在“性靈小品寫作的基本精神”一章中論述心學心源論對晚明小品作家文學觀之影響說：“諸家肯定文學創作活動有內發性的本源，作者將之披露于作品，作品因之得以成立，所謂童心、性靈、性情、精光、元神，都是同一內涵的描述語。”^①這些見解都是很有價值的。與曹著出版于同一年的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書，討論了李卓吾與陳眉公兩位小品作家的人格類型，也論述了其與心學之關系，頗具啟示意義。大陸學者羅筠筠《靈與趣的意境》一書也指出：“理學向心學的轉變，儒、釋、道三教互滲等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促成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大膽肯定自我的人性、人情、人欲等種種表現，這一點乃是晚明人的文化心態與人生態度上最根本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既是晚明小品興盛的原因之一，也通過晚明一部分小品反映出來。”^②趙伯陶《明清小品——個性天趣的顯現》一書專設“返璞歸真——從‘良知’到‘童心’”一節，論述心學與小品文之關系，其中說：“從王陽明的‘良知’到李贄的‘童心’，是一條思想解放的途徑，明清人的小品也正是沿著這一途徑才綻出朵朵奇花異葩。他們任情自適、率性而為的自由個性鑄就了揮灑自如的小品精神。‘求諸內’的方法論，使文人士大夫在文藝創作中悟出了返璞歸真的靈性。”^③這種注重小品文與心學內在關聯性的研究，標志著本領域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二是心學的思維方式與學風對小品文文體及藝術性的影響。較早留意于此的有吳伯森《山容水意·別是一種性靈》與石育良《山水出性靈》兩篇文章^①，兩位作者均注意到心學對主觀性靈的強調，導致了公安派山水小品有別于傳統山水游記的特點，即作者主觀情趣的增強與山水擬人化神態的描寫。如石育良之文說：“袁中郎主張‘率性而行’，主張性情的自由表現，由于社會政治氣氛的限制和世俗人們游山玩水風尚的影響，袁中郎就把個性和情趣外射到客觀景物之上，使自然景物無不具有人的性情和神態。”上述文章盡管還沒有從更高層面論述該問題，但畢竟已經有所接觸。而到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與《中國文體形態研究》二書時，已經將其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提出。作者將晚明小品置于整個心學背景與儒釋道思想潮流之下，全面論述了各家小品之特點與小品文之觀念，更重要的是還論及這種性靈思潮對小品文藝術形式的影響：“晚明小品與明代中期散文相比，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從復古摹古轉向師心自運，藝術形式上從傳統的古文體制中解放出來。”“小品是一種個性化很強的文體，最為自由，它比較接近真實的生活和個人的情感世界。晚明小品形式活潑，內容多樣;談天說地，本無范圍;言近旨遠，充滿情趣。晚明小品樣式很多，隨筆、雜文、日記、書信、游記、序跋、寓言等等;其內容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以敘事，可以寫景，可以寫人，可以狀物;其風格，可以幽默，可以閑適，可以空靈，亦可以凝重。”^②將“師心自運”與“個性化”作為聯結心學與小品文的中介，無疑是相當準確的，也使得文體的研究真正進入了文化的層面，這應該說是以后文體學研究的一個方向。當然，相對于從思想內容的角度來探討心學與小品文的關系，心學思潮與小品文形式的關系研究還顯得較為薄弱，以后理應得到加強。同時，對公安派等重點作家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徐渭、陶望齡、湯顯祖、陳繼儒、張岱的研究則相對較為薄弱，更不要說像屠隆、王思任、劉侗等一般小品作家了。而要從總體上把握心學與小品文之關系，這些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

注釋

① 朱光潛《論小品文》,見《孟實文抄》,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版。① 嵇文甫《左派王學》卷首,開明書店1934年版。②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源流》第28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新版。③ 張國光、黃清泉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233—234頁。① 第126頁、第151頁,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② 第11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③ 第8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① 二文均收入張國光、黃清泉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② 吳承學《中國文體形態研究》,第260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