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文獻·先秦兩漢文學典籍的歷代訓釋·秦漢文學典籍的歷代訓釋·史傳文

1.《史記》

司馬遷《史記》既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偉大歷史著作，同時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漢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原注：“十篇有錄無書。”西漢末褚少孫等補其殘缺，這可以看作《史記》研究的開始。但是由于《史記》“是非頗謬于圣人”，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部“謗書”，因此自西漢一直到南北朝時期，傳習研究的人比較少。正如唐代司馬貞所云：“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劉宋時期，裴骃為作《集解》，這是現存最早的注釋《史記》的著作，匯集了自東漢至劉宋時期各家研究注釋《史記》的成果。至唐代，《史記》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出現了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集解》《索隱》《正義》就是著名的“《史記》三家注”。大抵裴骃《集解》以資料豐富見長，司馬貞《索隱》以探幽發微著稱，張守節《正義》尤詳于地理。至宋代，始將原來單行的三家注散在《史記》正文之下，合刻為一編，自此，三家注與《史記》便密不可分了。

自宋至明，《史記》研究和注釋多為零散的成果。值得一提的著作有宋代倪思的《班馬異同》，明代柯維騏的《史記考要》，程一枝的《史詮》，凌稚隆的《史記評林》，陳子龍、徐孚遠的《史記測義》，陳仁錫的《史記考》等，雖有一定參考價值，但這些都談不上通釋《史記》。清代樸學興盛，研究《史記》的著作比較多，方苞有《史記注補正》、杭世駿有《史記考證》、梁玉繩有《史記志疑》、崔適有《史記探原》、李笠有《史記訂補》等專著。其中功力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梁氏費時20年，寫成《史記志疑》36卷，對《史記》作了全面的考辨校訂，錢大昕稱它可與三家注并列為第四家，不為過譽。雜考札記的著作，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志》等，都有關于《史記》的內容，其他各家的零散成果也很多。其中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史記雜志》6卷，在文字校勘和訓釋上有很高的成就。清末，金陵書局出版了張文虎等人校勘的《史記》新版本。這部書質量很高，成為當時通行的版本，但仍只有三家注。張文虎還撰寫了《校勘史記集解正義索隱札記》，對《史記》的校勘很有參考價值。

近現代，通釋《史記》的著作有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稿，但并不完整。日本的瀧川資言(瀧川龜太郎)匯集了中國歷代的研究成果，并依據彼邦所藏《史記》的版本與研究成果，撰成《史記會注考證》。這是目前能夠見到的資料最全的注本，有些材料在中國還是比較罕見的。尤其是唐代張守節的《正義》，瀧川所引比中國流傳的各版本多千余條，比較珍貴，缺點是沒有注明出處。日本的水澤利忠又作《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為瀧川所引《正義》佚文標明了出處，并補充《正義》佚文二百余條。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將二書合為一帙。瀧川注本雖稱浩博，但對歷代注釋羅致并不全面，甲、金文等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未能吸收，材料取舍亦有失當之處。魯實先有《史記會注考證駁議》可以參看。陳直的《史記新證》注重利用新發現的文獻與文物疏通發明《史記》，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963年顧頡剛依據金陵書局張文虎校本進行了斷句、標點和整理，成為當前最通行的版本。另有王利器主編的《史記注釋》，注用現代漢語，并附現代漢語譯文。本書兼顧學術性和普及性，可以參考。

2.《漢書》

班固《漢書》文字古雅，號稱難讀。即使是漢代大學者馬融，也須班昭傳授方可通讀。因此，自《漢書》成書后，就有人為之作注。至唐代以前，著名的已有23家。唐初的顏師古集眾家之長，匯輯諸說，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新注，就是著名的《漢書》顏師古注，成為最流行的注本。

宋代至明代，《漢書》的研究注釋值得一提的著作有宋代宋祁的《漢書校說》，劉敞、劉攽及敞子，劉奉世共著的《兩漢刊誤》，吳仁杰的《兩漢刊誤補遺》，王應麟的《漢書藝文志考證》等。但元明兩代，除明代凌稚隆的《漢書評林》外，沒有產生較有價值和影響的著作。

清代的《漢書》研究非常興盛。專釋《漢書地理志》者，即有全祖望的《漢書地理志稽疑》6卷、錢坫的《新斠注地理志》16卷、徐松的《地理志集釋》、段玉裁的《地理志校正》、汪遠孫《地理志校本》等，而吳卓信的《漢書地理志補注》100卷功力尤深。通釋《漢書》，較著名的有沈欽韓的《漢書疏證》、周壽昌的《漢書注補正》等。清末王先謙以《漢書》顏注為基礎，搜采自宋至清末的《漢書》研究成果，作《漢書補注》200卷。王氏征引有關著作達67家之多，可以說是顏注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的注本。功力極深，質量頗高。

近現代研治《漢書》者，比較重要的有楊樹達的《漢書窺管》，吳恂的《漢書注商》，陳直的《漢書新證》，王利器、王貞珉的《漢書古今人表疏證》等。其中，尤以楊樹達的《漢書窺管》最為巨著。楊氏在王先謙《補注》的基礎上又有補充發明，可謂王氏《補注》之功臣。吳恂的《注商》，亦為補充訂正王氏《補注》之作。陳直的《新證》注意利用新發現的文獻與文物，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現。王利器、王貞珉的《漢書古今人表疏證》匯集前人成果，可用作研究人物的資料匯編索引，都很有參考價值。1962年中華書局以王先謙《補注》本為底本，參校宋、明、清各本，出版《漢書》標點本，是當前最通行的本子。

3.《越絕書》和《吳越春秋》

《越絕書》，自《隋志》著錄之后，訓釋者少。宋、明時期，從《崇文總目》開始，即對作者問題提出質疑。明楊慎、胡侍、田藝蘅、焦竑等人提出為袁康、吳平所作，而為《四庫全書總目》所肯定。但清及近代的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本書原為25篇，自南宋時僅存19篇，流傳至今。清代錢培名、王仁俊各有輯佚之舉。錢氏輯出28條(見小萬卷樓叢書本《越絕書》)，王氏輯佚文1卷(見《經籍佚文》稿本)。通釋全書之作，是到現代才出現的。張宗祥以現存各本加以校訂，并為之作注，并附錄前人所作序跋提要及所輯佚文、札記，較為完備，但注釋間有疏失之處(商務印書館1956)。樂祖謀吸取張本成果，重作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是現在較為通行的本子。

《吳越春秋》，自《隋志》著錄以來，至宋未見訓釋。現在所見最早注釋本是元代大德年間徐天祜音注本。該本據宋刻10卷本詳加考訂，正其訛誤，明其同異，并為音注，成為當時最好的版本，也是后代各種版本的主要來源。其后直到清初，整理者未見。清代，其書的研究主要在于校勘、輯佚和考證方面。校勘、輯佚方面，蔣光煦、顧觀光、俞樾、孫詒讓等并有校勘成果存世。通校全書的則有盧文弨校本、顧廣圻校宋本、徐乃昌精校本等。其中尤以徐氏校本廣泛吸取清代其他學者成果，書末附有札記、佚文，最稱精善。考證則多見于題跋及書目等，成果豐富。現代人的研究，則多為論述問題的文章。唯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文字詳加校正，并輯錄其異文、佚文，附錄有關著錄、題跋、札記及考證文字，是對本書的綜合整理，成為目前最便于利用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