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唐代詩論·論詩書

書信體中含有論詩談文的內容，大致始于建安以來。如曹丕的《與吳質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陳琳的《答東阿王箋》等。陸云的《與兄平原書》更是較為集中地表述了自己的文學觀點。梁代蕭統和蕭綱的書信中，也含有不少論詩的內容。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在書信中論詩談文的比重越來越增多。到了唐代，論詩書成為文人表達文學批評意見的便利方式之一。

從唐代文學理論的發展來看，許多重要的批評意見就是通過書信體表達的。作為揭開唐詩革新運動序幕的理論綱領，陳子昂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一封書信^①：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陳伯玉文集》卷一

這里所說的“興寄”，興指感興，寄為寄托，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陳子昂的《感遇》38首，便是感而有所寄托之作。《新唐書·陳子昂傳》載，王適見其《感遇》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又謂“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②。盧藏用稱“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③，說明他的詩歌體現了“道”。杜甫《陳拾遺故宅》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④文本于道，文道一貫，這是中國詩歌的傳統，自貴游文學興起而“道喪”，自陳子昂出現才逐步恢復。所以唐人高度評價陳子昂的貢獻。唐代文運之開新，實肇始于陳子昂之復古，復古便是恢復古代文道合一的傳統。而對這一傳統恢復的宣言書，就是這封書信。

白居易、元稹出于補救時弊的政治目的，強調詩歌的諷喻功能，在中唐詩壇上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他們的意見也是集中體現在《與元九書》《敘詩寄樂天書》等文章中的。所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①。本來，美刺褒貶是中國詩學傳統之一，詩人首先是士人，因而也就擔負著“任重而道遠”的使命。但是從安史之亂后，詩人的精神狀態由盛唐時的豪邁進取轉變為凄涼感傷，由向外的擴張轉變為向內的收斂。詩人既不復有拯世濟民的雄心，詩歌也就失去了揚善懲惡的功能。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樂府運動，和韓愈等人掀起古文運動一樣，是在不同的文體上追求共同的文學效用。故其理論核心就是諷喻，基本方法就是美刺。相類似的，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理論，也往往借書信體表達，如《答李翊書》《與韋中立論師道書》等。

唐人在文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對詩味說的提倡。雖然在鐘嶸《詩品》中，已經提出對“滋味”的重視，但這一審美觀念只是偶一出現，最重要的是，這種審美觀念并未在創作實際中得到落實。唐人的詩味說是在對唐詩成就加以總結之后的理論反映，它也同樣是出現于書信體中。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矣。”(《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在《與極浦書》中，司空圖進一步指出：“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可容易談哉! ”(《司空表圣文集》卷三)到了宋代，“韻外之致”、“味外之味”就成為時代的共同審美要求。這也正是對唐人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唐人書信中，有明確標明“論文書”或“論詩書”者，如柳冕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與徐給事論文書》《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韓愈的《與馮宿論文書》、柳宗元《與友人論文書》《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孫樵《與友人論文書》、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與李生論詩書》等，從書信形式發展來看，這是值得注意的。此后，在敘事、抒情、議論之外，“論文”也成為書信中的一個分支。

注釋

① 此文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嘉靖本及姚鉉《唐文粹》,均題作《修竹篇并序》,唯《全唐詩》卷四題作《修竹篇并書》。參看羅聯添《唐代詩文集校勘問題》,收入《唐代文學論集》下冊,學生書局1989年版。② 《新唐書》卷一○七,第4078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③ 《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三八。④ 《錢注杜詩》卷五,第138頁。① 《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卷四五,第960、96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