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

文學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活動方式，必然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與演變脈絡。歌德指出：“各門藝術都有一種源流關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師，你總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華，就是這種精華培育出他的偉大。”^①現代接受美學家姚斯進一步指出，藝術發展史比起社會歷史變遷來，更具有其自身的“連貫性和內聚力”^②。這種“連貫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文學傳統的存在與延續。簡單地說，“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象的沉淀。”文學傳統就是凝定在具體文學創作中“代代相傳” 的文學經驗，“是帶有某種內容和風格的文學作品的連續體”^③。具體的文學經驗固然是文學傳統的必要內容，但是，只有決定后代文學基本格局和形態的實質性內容才能構成文學傳統;同時，由于文學傳統與思想傳統的密切關聯，文學思想以及審美觀念顯然是文學傳統的重要甚至核心內容。

前代文學經驗、文學傳統是構成隋唐五代文學發展、繁榮不可或缺的背景條件，是影響其風貌的最重要的內部因素之一。然而，縱覽現有隋唐五代文學研究成果，學術界對于隋唐五代文學的外部社會因素之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相比之下，關于隋唐五代文學發展過程中內部因素及其作用之研究還比較粗略，特別是關于文學傳統在隋唐五代文學發展過程中作用之綜合研究還不夠系統、深入^①。20世紀以來，特別是1949年以后曾熱烈地討論過古代文學傳統及其繼承問題，但對于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之關系問題涉及不深;在隋唐五代文學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中，討論個別作家生平、作品之后往往涉及其“淵源”與“影響”問題，這幾乎成為研究者撰述之慣例，不過，大多數研究者忽略接受者在文學傳統的傳播、構建與接受過程中之主體地位，沒有將具體作家對于前人文學經驗之學習、借鑒等個體性、局部性、階段性的文學行為置于長期、潛在卻具有定向性的文學思潮演進、文學運動過程之中作綜合考察，忽略了綜合社會文化背景之根本性導向或制約作用，較少上升到有唐一代文學傳統與背景之層面進行討論，難免見木不見林，而且，一般沒有考察繼承既往經驗、傳統與進行創新的內在關聯，亦失之于簡單與片面。顯然，應該將側重具體、個體作家的淵源研究與側重特定時代總體文學精神、創作模式之綜合淵源的文學傳統研究結合起來，將時代環境、文化傳統的宏觀決定作用與作家個體的主體創造作用結合起來審視，二者宏微兼顧、互為補充，以尋找、確認文學史的發展動力，并構建其復雜的發展過程。在歷來的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課題中，“初盛唐詩歌革新”本身就是一個涉及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關系之問題，但歷來的研究側重初盛唐詩歌對于六朝文學變革之考察，而這顯然只是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關系綜合問題之某一局部和側面。不僅如此，隋唐五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改變了既有的文學格局和文學傳統態勢，特別是宋詩產生之后，“宗唐”、“宗宋”便取代詩、騷及其異同的討論，成為新的貫穿元、明、清直至近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之創作傳統和理論命題。這實際表明，隋唐五代文學也被視作一種新的文學傳統而被后代認識、接受并產生著影響。因此，勢必要考察隋唐五代文學本身作為新的文學傳統之內涵及其在建構古代文學傳統中的意義、作用與地位。由上可見，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之關系已不是現有個別作家研究中所謂淵源與影響等枝節問題，也不單是初盛唐詩歌革新問題，而是涉及如何認識和評價唐詩繁榮原因、隋唐五代文學創新特色甚至隋唐五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地位、中國古代文學民族傳統構成等現象的重大文學史命題。

隋唐五代文學發展歷史跨度將近四個世紀。隋代國祚日短，是從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動蕩重新走向統一、穩定的歷史準備和過渡，而同樣延續時間不足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夾在唐、宋兩座文化高峰之間，只不過延續了晚唐的亂局而已。隋朝或五代之文學發展可說是唐代文學的首、尾，時間之短暫以致來不及形成自身特色。大致可以說，隋代文學是唐代文學發展的預演，而五代文學是晚唐文學風氣的承襲。因此，在有限的篇幅內，我們借鑒當代接受美學的基本理論討論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之關聯問題，自然必須以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為重點。

注釋

① 愛克曼編輯、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第1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② H.R.姚斯《走向接受美學》,見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5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③ E.希爾斯著、傅鏗譯《論傳統》第1頁、第1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① 關于這一問題古代學者也有一些印象性的評述,不過極其簡略、零散。從20世紀初開始,由于引進并采用現代社會文化觀念與文學理論等新的認識方法和價值觀念,對于傳統在文學發展中的表現及作用認識逐漸深入,著名學者如聞一多、林庚等對于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的關聯問題提出了不少原創性、經典性的觀點。林庚認為“寒士文學的中心主題”、“語言詩化的曲折歷程”和“浪漫主義的抒情傳統”構成了先秦文學到唐代文學發展的主要線索,見其《中國文學簡史》1986年“修訂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當代學者在專門研究中對此問題也多有涉及。比較而言,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和《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是目前這一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成果,其對文學思潮的清理尤見功力;陳伯海《唐詩學引論》(知識出版社1988)雖非專門研究這一問題,不過也涉及這一問題并顯示出全局性的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