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

從作家文學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史是以詩、詞、曲為主流的歷史。在這里，“詩”指的是唐以前產生的以齊言為主要句式的韻文文體，包括《詩經》體、楚辭體、樂府體以及五、七言近體;“詞”指的是以長短句為主要體式的特殊格律詩，亦即唐以后產生的依詞牌或曲調格式填寫的韻文;“曲”則指元明清三代的劇曲和散曲，主要指其中可用于清唱的部分。這些文體代表了傳統的學術立場或學術視角。因為它們是作家擅于使用的文體，所以被看做經典文體，成為歷代研究者觀察其他文學體裁的出發點和標準。例如和宋以后文人詞體裁相近的唐代民間曲子辭，在習慣上也稱作“詞”;和元明清散曲、小曲體裁相近的唐代通俗歌辭，在習慣上也稱作“曲”。所謂“詞曲”，事實上是全部音樂文學作品的代稱。也就是說，我們不妨按照約定俗成的說法，把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統稱為“隋唐五代詞曲”，但應當在理論上明確，這一名稱的實際內涵是音樂文學。

同樣，關于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的研究，也是在“詞曲研究”的名義下進行的。這種研究有兩條路線：一是為探討詞和戲曲的起源而注意研究隋唐五代音樂文學，二是在研究敦煌發現的通俗文學資料的時候提出“曲”的概念。盡管這兩者都是從舊的出發點起步的，但它們面對著新資料、新問題，因而構成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景觀。以下是20世紀隋唐五代詞曲研究的一些重要事件，它們正好可以說明： 詞曲研究的發展歷程，正是其音樂文學本質漸次披露的過程;或者說，是隋唐五代音樂文學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的過程。

——1905年，劉師培(光漢)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論文雜記》，認為“古代詩多入樂，與詞相同，而后世之詞則又詩之按律者也”，因而提出“詞出于古樂之別派”的主張。文學史研究從此走上由音樂文學角度入手研究詩、詞嬗變的道路。

——1913年，在完成《曲錄》《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等項研究的基礎上，王國維撰成《宋元戲曲史》。這些著作首次對唐代歌舞戲、滑稽戲、大曲的資料作了系統論述。

——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介紹《季布歌》《孝子董永傳》等敦煌講唱文，以及《西江月》《菩薩蠻》《鳳歸云》《天仙子》等敦煌曲子辭作品。作家文學之外的音樂文學領域，由此為人所知。

——1922年、1924年，日本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分別在《支那學》上發表《詞源》《關于詞格的長短句發達的原因》二文，對詞的起源問題作了系統討論。后文批評了朱熹的填實泛聲之說;前文則列舉了自六朝至晚唐的音樂文學資料，認為“詞起于中唐晚唐之際”，而初盛唐間已有《回波樂》《舞馬詞》等用于燕樂。這一觀點，后來被許多學者接受。

——1924年，羅振玉輯印《敦煌零拾》，首次公布《云謠集雜曲子》《佛曲三種》《俚曲三種》《小曲三種》等敦煌音樂文學資料，開啟了對唐代音樂文學新體裁“曲子”的研究，以及對講經文(羅振玉稱“佛曲”)、變文與詞文(羅振玉稱“俚曲”和“小曲”)的研究。

——1929年，鄭振鐸完成《敦煌的俗文學》《詞的啟源》二文。前文首次提出了“民間雜曲”、“民間敘事詩”、“雜曲子”、“變文”、“俗文”等敦煌文學的分類概念;后文則批評了傳統的“詩余”觀念，認為“胡夷、里巷之曲”代表了詞的兩個來源。

——1932年，王易所著《詞曲史》由神州國光社出版。此書列有《隋唐樂府》《唐代詞體之成立》《唐五代諸詞家》等小節，介紹了隋唐五代作家的音樂文學活動。

——1933年至1934年，龍榆生先后發表《詞體之演進》《中國韻文史》等論著。這些作品從唐代文獻中鉤稽出大批曲子資料及歌唱資料，論述了詞曲與音樂的關系、燕樂雜曲辭的產生與發展、令詞在唐代的嘗試及在西蜀南唐的興盛等問題，為唐五代音樂文學提示了研究主線。

——1935年，朱謙之所著《中國音樂文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從音樂角度論述了歷代文學的演變。在《唐代詩歌》一章，論述了燕樂區別于雅樂的特點、詩與歌的關系、絕句之唱法等問題。同以往的著述相比，這是最接近音樂文學本質的一部著作。

——1937年前后，向達、孫楷第分別發表《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唐代俗講考》《唐代俗講軌范與其本之體裁》等文。向達對敦煌文學作出了較符合原本面貌的分類，即分為變文、詞文、故事、白話詩、俗賦五類，并系統論述了唐代俗講的儀式、文本、起源和演變;孫楷第則進而討論了唱經、吟詞、吟唱與說解之人、押座文與開題等音樂儀式問題。

——1950年至1955年，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先后出版。前書是第一部較為詳備的敦煌曲子辭總集;后二書則分別在理論上和資料上，為敦煌曲子辭及其藝術形式研究建立了堅實的基礎。

——1954年，周紹良編成《敦煌變文匯錄》;1957年，向達、王重民、王慶菽、周一良等編成《敦煌變文集》，為敦煌講唱文學(包括變文、講經文、俗賦、論議文、詞文等)研究提供了較為完備的資料。

——1958年至1987年，任半塘(二北)先后出版了《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優語集》《唐聲詩》《敦煌歌辭總編》等著作。作為唐代音樂文學研究領域集資料大成的著作，也作為系列成果，這些作品借助戲劇起源、詞調形成這兩個學術爭議問題，全面揭示了隋唐五代音樂與文學的復雜關系。

——1985年，王昆吾完成《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二書，為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較詳明的分類體系和作品總集，同時深入考察了隋唐五代諸種音樂體裁及相關文學品種的起源與發展。1991年至1995年，他又先后出版了《漢唐音樂文化論集》《唐代酒令藝術：關于敦煌舞譜、早期文人詞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二書，進一步聯系酒筵游戲和敦煌令舞，闡明了后世詞律的來源。

上述工作，開辟了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研究的領域，使這一時期音樂文學的面貌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為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綜合各家研究成果，本章大略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