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文學批評·明代的詩歌批評

綜觀明代詩壇，明初諸家、臺閣體、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明末諸家及遺民詩，流派紛呈，他們或復古或趨新，或崇雅或尚俗，或主格調或抒性靈，論爭迭起，主張紛繁，難以一一備舉。我們從紛紜復雜的明代詩歌批評中梳理出五個主要理論問題，以期提綱挈領，貫通全局。

明代詩歌主要理論問題的確定，基于對兩個關鍵層面的“同情之了解”：明代主流詩學(以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為代表)的古典詩創作背景及“詩必盛唐”這一主張的內在矛盾;明代非主流詩人(如公安派、竟陵派)的抗爭及因其抗爭而導致的詩學格局的調整、變化。

作為明代主流詩學的古典詩創作背景，唐、宋詩的差異以及明代主流詩人對宋詩的不滿是其焦點。中國詩的源頭是《詩經》。《詩經》中本有兩種類型的詩，一種是《風》詩，率性自然，可說是純粹的抒情詩;一種是《雅》《頌》，多言“王政之廢興”，純粹的抒情詩很少。所謂唐、宋詩之異，其實是這兩種類型詩風的差異在后世的延續和進一步明朗化。盛唐詩注重認識與感悟的化合為一，高華雄渾，情韻悠然;宋詩則較多解說性、演繹性的表達方式，清新刻露，與“思”的干預有著密切關系。自宋末嚴羽開始，批評宋詩、贊賞唐詩就逐漸成為詩壇主流。明代主流詩學稟承嚴羽的《滄浪詩話》，認為宋詩的主要弊端在于混淆詩、文兩種體裁，因而特別重視詩的體裁的純粹性，熱衷于從詩的體裁規范入手來闡發詩學主張。詩“貴情思而輕事實”、詩體之辨這兩大理論問題，便建立在明代主流詩學從“第一義”著手深入辨體的基礎之上。

明代主流詩學的核心之一，曾被概括為“詩必盛唐”。不容回避的是，這一主張包含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因為李、杜和王、孟雖同為盛唐詩人，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藝術追求：李、杜詩風體現了強烈的入世精神，以雄渾的格調見長;王、孟詩風體現了超拔的出世精神，以清逸的神韻見長。前后七子的兩位頭號領袖李夢陽和李攀龍有著解不開的“大家情結”，而要成為“大家”，從中國古典詩的傳統來看，就不能一味清逸，首先應當“沉著痛快”，具備雄渾的格調，因而他們極為推重李、杜(尤其是杜甫)，試圖合神韻于格調;與之形成對照，徐禎卿、王世懋等卻偏愛王、孟的“雋永”、“高韻”，標舉“優游不迫”的風致，試圖合格調于神韻。主流派內部的格調與神韻之爭由此形成，并演化出“從格調到神韻”的理論格局。

明代的非主流詩學以公安派和竟陵派為代表。與尊崇漢魏古詩、盛唐律詩的主流詩學不同，公安派極力否定“第一義”的體裁規范的永恒性。三袁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學樣式，不同樣式有不同的文體規范，文體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就一種文體而言，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風格特征，陳陳相因則弊生，只有變才能通，只有通才能發展。因此，他們提倡“獨抒性靈”，以“不拘格套”的“信心”說與謹守規范的“信古”說對壘。竟陵派繼公安派而起，標舉“詩為清物”，意在既糾正公安派因不循規范而造成的俚俗之弊，又排斥主流詩學一味雄渾壯闊的“瞎盛唐”風格。“清物論”在明代的展開是竟陵派的主要詩學建樹。

明代詩學所涉及的理論問題極為廣泛。依據以上的考察，我們選擇了五個問題作集中闡釋。每一個問題都有相對的獨立性，否則就沒有必要分別論述;但相互之間又有其內在的關聯性，否則就沒有理由放在一起論述。它們事實上圍繞著一個中心，即如何看待詩的體裁規范。主流詩學確認漢魏古詩、盛唐律詩所代表的規范是必須遵循的“第一義”，并以此為基點展開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的討論和詩體之辨，格調與神韻之爭也基本上是主流詩學內部因辨體而產生的沖突; 公安派拒不承認體裁規范的永恒性，竟陵派試圖另立體裁規范，毫無疑問是以主流詩學的體裁規范論為其存在前提的。因此，體裁規范論是明代詩學的焦點。我們所選擇的五個問題與此息息相關，并大體涵蓋了主流詩學和非主流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