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宋詞與文學傳統·比興寄托

從晚唐五代起，詞這種新興的體裁就表現出對傳統“言志”且“溫柔敦厚”的詩學觀的背離。至宋以后，又漸漸地隨著“詩詞合流”的趨勢表現出一種修復與回歸。這表現在詞中抒寫志向、關心現實等等方面。這里，我們只談一下對“比興寄托”傳統的認同與繼承。

在中國古典詩詞中，一直存在著一個香草美人、比興寄托的傳統。雖然論者對其具體含義的理解存在著太多的分歧，甚至對“比”“興”本身的解釋自漢代起就有所不同。對這一概念的具體解釋，不是本書的任務。我們只需肯定一點，即從屈原的《離騷》問世以后，自比香草美人，用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身世之慨或家國之感就成了一個傳統。其中情形大致是：或以美人見棄而比自己不被君王重用，或以美人遲暮而感喟年歲老大、抱負未展，或以美人遭妒而喻自己被小人排擠，或以香草芳潔、美人孤高表白自己的人品節操，等等。概括起來，大致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感士不遇”，一個是自明節操。當然，愈往后變化愈多，范圍愈廣，但主流不外乎這兩個方面，而尤以前者為主。如曹植《美女篇》，曹植《雜詩》(南國有佳人)，李商隱《無題》(八歲偷照鏡)、《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等，皆屬“美人遲暮”類，以美人的成年難嫁比喻自己的懷才不遇。而陳子昂《感遇》(蘭若生春夏)，則是以蘭若芳草自喻，寫遲暮之感，不遇之情。進一步，比興寄托的“載體”也不僅僅限于香草美人，還擴展到了別的意象，如曹植《野田黃雀行》以黃雀投羅網喻指朋友受迫害，而以少年救黃雀表達自己援救朋友的愿望;左思《詠史》“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表達人才被壓抑的悲憤;李商隱《流鶯》則以流鶯自比，寫無由伸展抱負的苦悶與悲憤。甚至還有張籍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節婦吟》)來表示自己忠于朝廷的節操。

詞中用比興，據張惠言的解釋，溫庭筠的《菩薩蠻》等諸多詞章就是“感士不遇”、有“離騷初服之義”(張惠言《詞選》卷一)。這樣解釋，未免牽強。但晚唐五代，馮延巳、李后主等人的詞作，已多少有些自己的人生感悟自覺或不自覺地滲入詞章之中，使詞作表現出一種隱約幽昧的況味。這至少給了后人一種“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可能。

宋詞中比興寄托的例子，早在宋初就有了。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吳越后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云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吳越后王錢俶朝見宋太祖，實出無奈，便賦詞自比可憐的“金鳳”，表達自己的惴惴之情，而宋太祖也聽懂了他的意思，故而表示“誓不殺錢王”。

有論者稱，在詞中寓以比興寄托的觀念在北宋就已產生，黃庭堅《小山詞序》中“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可稱理論上的表述^①。就作品而言，王安石“當初漫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千秋歲引·秋景》)，難說不是喻指君臣關系的變故。蘇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前人已多稱有懷才不遇、美人遲暮之感;至于東坡《卜算子》詠孤鴻詞，雖然對其主旨的理解多有歧義，但其中有著一種寄托、一種寓意則是肯定無疑的;而他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也讓神宗皇帝看出了“蘇軾終是愛君”(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三一)的寓意。而秦觀的《千秋歲》(水邊沙外)，以“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比喻元祐黨人的被貶流散，亦是典型的“比興寄托”手法。稍后，賀鑄的《青玉案·橫塘路》亦顯系寄托之詞，而在寫法上與上述諸篇又有不同。該篇不是自比美人，而是仰慕美人、渴求美人。這種寫法實際上也取自屈子《離騷》。《離騷》之中，屈原時而自比美人，表達“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怨憤;時而又借追求美人表達忠于懷王的心情。賀鑄此詞，亦當有求知遇之意。

宋室南渡之后，比興之作漸多，寄托之意更濃。從主旨看，大都表現壯志難酬之慨，國家破亡之恨，也有一些作品表達詞人自己的高潔情操。從手法看，大都自比美人，或藉花草起興(其實徽宗趙佶北行途中所作《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一詞就借詠杏花而表達了國破家亡的哀痛)，如辛棄疾以“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表達自己的“傷心人別有懷抱”;陸游《卜算子·詠梅》、蕭泰來《霜天曉角·梅》借梅表現自己的人格節操;劉克莊《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借歌女的曲高和寡寫自己高潔自守的人品;張炎《綺羅香·紅葉》亦借寒秋紅葉寄托亡國遺民的飄零身世和高潔情操。至于以比興手法憂懷國事的，如陳亮“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水龍吟·春恨》)，痛恨中原淪陷，前人以為“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姜夔的“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點絳唇·丁未冬過吳松作》)，則是象喻南宋國運衰頹不堪。至于宋末和宋亡后的詞人詞作，則是盡抒家國之痛、亡國之恨了。如張炎《解連環·孤雁》借詠孤雁寓家國之痛、身世之感，蔣捷《賀新郎》(夢冷黃金屋)自比美人，寫亡國之恨，而王沂孫的詠龍涎香、詠新月、詠落葉、詠螢、詠蟬、詠水仙諸篇，則全是凄楚悲怨的亡國之哀痛了。當然，此類作品，尤以稼軒的《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等篇最為杰出。這些作品，悲涼沉郁，頓挫跌宕，感喟至深，沉郁之至，厚重之至。

正因為比興寄托的詞作在南宋數量巨大，成就突出，所以也開始有了理論上的明確表述。鲖陽居士對東坡詞的解釋自是“作品分析”方面的典型;陳鵠《耆舊續聞》卷二論蘇軾《卜算子》詠孤鴻詞“揀盡寒枝不肯棲”即說“取興鳥擇木之意”;黃沃注其父黃公度詞曰“以當路多忌，故托玉人以見意”^①;而劉克莊更是明確而肯定地指出，詞作當“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劉叔安感秋八詞跋》)。這說明，詞作講比興，重寄托，不僅在創作方面有著許多成功的作品，在理論方面也有了明確的自覺。

注釋

① 參見張惠民《宋代詞學的審美理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①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1327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