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宋詩與文學傳統·散文化

散文化與嚴羽所說的 “以文字為詩”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倒與“以文為詩”的提法更接近，主要是指詩歌創作借鑒了散文的表現手法、句式、句法、結構等。

宋詩創作表現出散文化的特點，固然有著諸多客觀的現實原因，比如仁宗以后，科舉考試便偏重策論，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與此大有關系。而就文學傳統的角度看，則與前代的詩歌創作又有著密不可分的源流關系。唐人的詩歌創作，杜甫已經表現出了“以文為詩”的苗頭。到了韓愈、白居易等人那里，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致在北宋時就有人斥責退之詩為 “押韻之文耳”^②。在韓愈的作品中，散文化的特點十分明顯，即使他寫得很成功的一些代表作也是如此。如《山石》一首，從結構上看，簡直就是一篇山水游記，從傍晚上山、入寺、吃飯、休息到次日清晨離寺下山，次序清晰;而從句式上看，也頗多散文式的句子，如“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等，確是“押韻之文”。至于白居易，由于他有著“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等明確的創作主張，所以他的不少詩作(尤其是諷喻詩)從結構到句式上都表現出了散文化的特點。

散文化的傾向在唐人詩中畢竟還不普遍，但是已顯示出一種個性，一種趨勢，對唐人來說是一種新興的特點，對宋人來說卻是一種前代的傳統，而且宋人充分繼承并發揮了這一傳統。到了宋代詩人手里，散文化已經成了詩歌的一大特點。這包括布局章法，也包括鋪敘的手法，還包括句法、字法等等。如歐陽修的《飛蓋橋玩月》，先寫風停、云散、月出，再寫月光照耀的情景，而后寫自己賞月的心境及感受，完全是散文式的章法，詩中用了“乃”、“而”、“豈”等虛詞，亦是散文式的句式;蘇軾的《游金山寺》從結構等方面與韓愈《山石》等詩一脈相承，先敘寫游寺所見，最后抒發感慨，點明主題;而黃庭堅的詩作《題竹石牧牛》又有這樣的句子：“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斗殘我竹?！辈粌H“散文化”，簡直近乎口語說話了。又如他的《跋子瞻和陶詩》：“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如散文，如說話，有敘述，有評論，這又關系到了宋詩的另一個普遍性的特點——議論化。

注釋

② 沈括語,參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