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文言小說·宋代文言小說概說·宋人的小說觀念及文言小說品類

宋代文言小說的創作，與宋人對于小說觀念的認識有直接的關系。宋代人的小說觀，應該說是與唐代人一脈相承的，但也不盡相同。唐代學者劉知幾從史學家的觀念出發，把小說當作史書的一個分支，強調史料的真實性。他在《史通·雜述》中說：“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頻頻。史氏流別，殊途并騖，推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并指出：“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尚思《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若祖臺《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這兩類就是我們所說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劉知幾的觀念比《隋書·經籍志》有所發展，從此，唐人把原列于子部的小說和原列于史部的雜傳合并，歸于一類。于是，許多文人在小說創作中，自覺地吸收史傳的筆法，在客觀上大大提高了文言小說的文學性和藝術性。

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編著《新唐書·藝文志》時說：“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新唐書·藝文志》序)他也把小說歸于史家一流，繼承了劉知幾的觀念。但因為小說來源于“道聽途說”，其真實性打了折扣，所以，歐陽修在作《新唐書·藝文志》時，把《舊唐書·經籍志》原列入史部雜傳類的一部分書歸入了子部小說類，并沒有把小說類的書歸入史部去。在他的頭腦中，這類作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說不上是史部著作，這實際上更強化了小說作品在真實性上的要求。這種分類方法得到了當時人和后人的認可。

這種觀念反映到小說創作上，使得宋代的志怪創作一直強調求真紀實，寫法上，“偏重情狀，少所鋪敘”^①，力求取信于人;風格上講究質樸簡潔，顯示出了一種追慕六朝志怪的復古傾向。

而對于唐人傳奇，南宋人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說：“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人對傳奇小說的看法。“文備眾體”，成為許多宋代傳奇的寫作方針，只不過有的偏史才，有的重詩筆，至于重議論，則更是宋代文人的一大癖好。比較而言，像北宋張君房《麗情集》、劉斧《青瑣高議》、李獻民《云齋廣錄》中所收錄的傳奇，大都偏重詩筆，因而藝術性更強，與唐人傳奇的面貌更為接近，很多學者都把這部分作品看做唐人傳奇的余脈。

注釋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11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