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這四個朝代都是封建統治的時代，但是封建統治者的民族不同，統治政權的機構和政治措施也不完全相同，這對于學術文化的發展，對于文學的發展，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先談兩宋時期。

趙匡胤統一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紛亂分裂的局面。統一對于人民是有利的，在北宋初年也達到一個小康的局面。不過趙宋王朝的建立，不是由于農民起義，沒有經過土地的重新分配，所以階級矛盾始終尖銳。土地集中于大地主、官僚地主手里，而官僚地主是免賦稅的。政府養著龐大的軍隊與官僚機構，重擔壓在農民頭上?！岸鞔诎俟?，惟恐不足;財取于萬民，不留其余”。農民多數沒有土地，而是佃農，遇到災荒，便大批流亡。像《水滸傳》所描寫的“官逼民反”的情況，正是宋代社會的典型描寫。北宋雖然是統一的國家，版圖卻很小，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同時尖銳地存在著，從來沒有像大唐帝國那樣的強盛，有個開元盛世。趙匡胤鑒于五代藩鎮之禍，杯酒釋兵權，削弱地方勢力，把政權、軍權、財賦的收入都集中于中央，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這樣，固然沒有像唐代節度使的專橫局面，可是也缺乏足以抵抗外族侵犯的武裝力量。宋代政治的特點是重文輕武，整個國家很弱。北宋時期有契丹和西夏威脅，統治者以金錢歲幣來購買和平，成為一貫的政策，常常屈膝求和。以至于北宋王朝亡于女真人的入侵，而南宋局促于小朝廷的局面，最后亡于蒙古人的統一。宋朝基本上是既貧且弱的一個國家，國力不開張。反映在文學上是宋人的文學一般地說是比較的質實樸素。進步的作品是反映階級矛盾的、描寫民生疾苦的作品以及南宋時期鼓吹恢復中原的愛國主義的作品。唐代文學不少積極浪漫的、豪放的作品，而宋代文學豪放如蘇軾、辛棄疾，同李白不一樣。蘇軾豪放中帶平淡，且有消極成分，辛棄疾豪放帶牢騷抑郁。唐宋兩個時期的文學風格不相同。宋代文人的思想和風格，接近于杜甫、韓愈、白居易、陶淵明，整個時代是內憂外患嚴重的時代。

宋代重用文人，宋太祖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同時，科舉制度有進一步的發展。唐朝科舉考試，進士科每科錄取不過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而宋朝三年一開科，每科錄取進士是唐代的十倍，多至七百人。宋朝用糊名考試，使得錄取公平，無援引勢力的弊害。又實行天子親自主考的御試制度?？婆e制度有其積極的一面，這樣出身寒微的子弟也可以上登朝廷，進獻改革政治的策略，出來做地方官也比較的能夠體諒平民的苦痛，作些善政。讀書人對于國家的責任感增強，例如出身于寒微的范仲淹，有政治改革的建議，在王安石以前，為最有抱負的一個人。有名的《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充分表現了士大夫對于國家的責任感。宋朝制度，錄取進士后，即能參加政治，得一中央官職，而派往外地做州縣官，往往三年一轉，不是老在一個地方。宋代文人大都進士出身，在外面都做地方官，見聞閱歷廣。他們的詩文能夠反映現實，能夠描寫山水、風土人情、日常生活，切近實用。這類官僚，直接屬于中央，都能自立，這和唐代文人多漫游，多干求，多游幕生涯，是大不相同的。

進士制度另有其消極的一面，就是一般人多追求功名富貴，讀書人都要博取一第。集中于汴京、杭州的秀才們應進士試者每年有一二萬人。宋代文人很少有“隱士”，有退隱思想也大抵懷萌于做官之后，或不得志，或受人排擠。宋代文人的思想常是儒家與道家的矛盾統一。

宋代的科舉制度，考經義、詩賦、策論。一般說來，宋代文人學問比唐代文人好。他們研究經學、子學、史學、文學，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都是博極群書的人。王安石是文人，而且是經學家，歐陽修是文人，且是史學家。

宋平南唐和西蜀后，把江南的書籍移運到北方來。汴都皇宮里面積聚了許多古書。所謂崇文院三館之書并秘閣書一共三萬卷左右。雖比唐開元時少了不少(唐開元時內府藏書有八萬卷)，但久亂之后，還能保存和收集這些古書，仍是有相當貢獻的。文人可以到內廷書館中去看書。大約980年左右(宋太宗時)由宰相李昉領銜主編了兩部大書：《太平御覽》(大型類書)和《太平廣記》(唐以前小說、雜記的總匯)。

同時，推進學術研究的，是印刷業的發達。雕版印刷，萌芽于隋唐，唐代已有佛教經典、歷本用木刻印刷的。但是一般書籍只有抄本流傳。直到北宋時期，木刻印書方始普遍流行。大量的古書印刷出來，由書商書店販賣，并且流傳到外國，大大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垂艜奖懔恕Ｖ两裎覀冎v求版本，看重最早的宋版書。像蘇軾的詩文，在他生前已經有文集流傳。宋代文人除了寫詩和散文以外，也喜歡寫筆記，展示各方面的學問。如沈括的《夢溪筆談》有多方面的科學知識，同時也有詩話、掌故。他在這本著作里記述了宋仁宗慶歷年間(1040年左右)，平民出身的畢升，發明了先進的活字印刷術，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宋代印刷業的發展對推動學術研究和文學傳播的作用。

在宋代，教育比較普及(當然還只是普及到地主階級和城市居民)，在各州縣設立學校，同時也有私人講學的書院制度。廬山的白鹿洞書院，登封的嵩陽書院，長沙的岳麓書院，歸德的應天府書院，在山林間創建藏書講學之地。在唐代，佛教寺院有佛學大師講佛教哲學，建立宗派。在宋代，則有書院講學，講儒家經典與儒家哲學。我們可以說，到了宋代是佛教哲學衰，而儒家哲學興。這些哲學思想家們，講說他們的宇宙觀，說“道”和“理”，因此稱為道學家和理學家。北宋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南宋有朱熹、陸九淵。其中周敦頤是道學家的開山祖，從研究易學出發，寫出了發揮他的辯證法的《太極圖說》，而他基本上是唯心論者。張載有唯物的成分。二程是純粹唯心論者，認為“心即道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他們肯定一個形而上學的從古至今不變的“道”，也就是肯定了封建社會制度永久不變。朱熹是折衷派，唯心唯物、精神(理)物質(氣)的二元論者。陸九淵是主觀唯心主義者。

批判程朱理學思想的，有南宋的思想家葉適，他反對唯心主義，認為“天下何物非道”，專談道德性命的理學家是最無學問、無知識的人。陳亮是朱熹的朋友，同朱熹學說不同;他也是辛棄疾的朋友。他們都有愛國思想，激烈地主張抗金的。陳亮的學派稱為功利主義。

宋代的道學家和理學家，其理論主張都涉及文學。像周敦頤就提出過“文以載道”的口號，主張以文辭為藝，道德為實。重實而輕藝，已有否定文學的傾向。進一步為二程，則認為“作文害道”，根本否定文學，視為文為玩物喪志。唐代韓愈結合文學與儒學，合文統與道統，到這里文與道便分道揚鑣了。理學家的影響，是阻遏文學的發展的。但在另一方面，理學家都有語錄，用白話，他們的意思是要質樸無華，對于白話散文的發展，有些貢獻。

概括說來，宋代的文學家，很看重思想，反對浮華雕琢的文學語言。宋代是散文發達的時代，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二人，宋代六人。宋詩也有它的特色，語言樸素，抒情中間帶說理的成分，甚至于有完全說理的詩。不但詩有散文化的成分，而且宋人所作的賦，也多用散文的流暢的句法，以變化漢唐時代的平板的句法。宋代詩歌(即韻文，抒情詩)，除了五七言詩以外，發展了長短句形式的詞曲。

所謂詞，當時也稱為小曲。唐人唱詩，絕句容納在大曲里面。而小曲是各地域的地方俗曲，稱為小曲。文人作詞以付伎人歌唱，多相思別離的題材，也有描寫景物和傾訴個人情感的抒情詩。因為是長短句形式，而當時是結合樂曲歌唱的，所以稱為詞。一般地用之于宴會酒席作為侑酒之曲，也稱為“令”。因為唐詞，亦稱為小令。

詞經過晚唐五代，到了宋朝，變為最主要的文藝體制。宋代詞家之多，不可勝數。在體制上，除短小的小令外，還有較長的慢詞，這是跟著樂曲的發展而產生的。宋代有教坊伎、官伎、營伎。文人官僚宴會，有伎侑酒，往往即席填詞付歌。而一般說來，宋詞成為抒情詩的一種體制，也是必需配合音樂歌唱的。如柳永的詞都能配合樂曲。而蘇軾的詞，只是抒情詩而采取長短句形式的一體。宋人的詩多說理，加典故，抒情意味減少，而且也比較難讀了。宋詞是新鮮的、流動靈活的抒情詩，為我們所喜愛。但是我們不能像胡適一樣，認為有了詞，白話的活的文學，宋詩便是死文學。因為詞也有它的缺點，體制太短，并且拘束于聲調格律，內容也有局限性。五七言詩，可長可短，內容廣闊，反映社會現實的面比較的廣。

詞發展到南宋為止。到了元代，詞就很少能歌唱了，元代有曲代興。詞曲本來是一個東西。不過是那類俗曲的時代不同。唐宋時代小曲的歌詞稱詞，元明以后小曲的歌詞稱曲。在文學史上就這樣分別的。

詞的連章，大曲(內廷、教坊)，帶舞。鼓子詞、纏達、諸宮調，對戲曲發展有影響，尤其是諸宮調，所結合的是民間俗曲。

下面講宋代的民間文藝。

由于宋代手工業、商業的發達，都市繁榮與城鎮的發展，興起了市民階層的文學。手工業礦冶、紡織(開封、洛陽、潤州、梓州等地)、瓷器，大都是官辦的，屬于封建經濟的范圍。錢幣中交子的出現，促進了商業資本的流轉和累積，有了大商人和行會的組織。都市繁華，各類商店、酒樓的景象，《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中均有記載。

宋代，戲曲演出有了舞臺———勾欄，看戲的有了固定的場所———瓦肆。城市市民有了娛樂地點，對民間文藝的發展無疑有很大的作用。宋代民間文藝，有說唱文學、戲劇、小說等。說唱文學如諸宮調。汴京孔三傳，在熙寧、元豐間，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可惜失傳了。董西廂是金代的作品。這類文藝是結合俗曲與小說(傳奇、靈怪等)故事，創作出長篇的唱本，入曲說唱。戲劇有雜劇、傀儡戲、影戲等。雜劇為金元雜劇的前身，以大曲、諸宮調為歌曲，而敷衍故事，加以扮演的。今存南宋時期官本雜劇二百八十本的目錄(見《武林舊事》卷十)，為當時教坊所演，也供奉內廷。可惜這些劇本都未能保存下來。在浙江溫州，有永嘉雜劇，在南宋時期發展，稱為南戲，乃是地方戲的一種。長本的，用南曲，為傳奇的前身。

小說起于說話人，說小說(短篇的)，講史(長篇的)。師徒相傳，全用口語，是白話文學。人民大眾的語言提煉成后來白話小說的文學語言。宋代的話本有保存下來的，不過大部分經過元明人的改寫。以后再細講。

元代

宋代是文治的朝代，武力很弱。北宋與遼、西夏共存，茍安納幣，后來受女真人的壓迫，偏安江左，把全國土地淪陷了一半。蒙古族強大起來，先吞并女真人的金國，再滅亡了南宋，建立了封建帝國元朝。此前，蒙古族還處于氏族社會的階段，其部落游牧經濟與宋代高度發展的封建農業經濟根本要求不同，所以統一中國之后，原有的農業經濟遭受到重大的破壞。軍隊所至，廬舍全焚，金城盡毀。尤其是北中國，大量農田，化為牧場。建立帝國之后，蒙古族才從氏族社會躍進為封建社會，對農業生產有所重視，但對于兩宋以來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和文化，已經起了破壞作用和倒退作用。中原民眾大量被屠殺，或充作“驅丁”(近于奴隸的農奴)和奴隸，大大降低了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蒙古人對于有手藝的工匠是不殺的，編為匠戶，使之成為工奴。對于讀書人是輕視的，往往加以殺戮。讀書人為了逃避殺戮，冒充工匠，或者出家為道士，或者加入苦役、奴隸的隊伍之中，或入于醫卜星相一流。

蒙古族統治中國以后，把各族人民分為四大類：蒙古人最貴;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次之;漢人(北中國原金人統治地區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即遼、金人)、高麗人又次之;南人(南中國的漢人)最賤。種族歧視很深。蒙古人、色目人是統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做大官。大商業操于色目人之手。漢人、南人只能做吏，很少能做到大官的。

蒙古人信仰佛教，對于道教也是重視的。社會人士有十等之目：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儒生淪為九等，接近于乞丐(這類儒人，是自由職業的讀書人、教書先生、卜相之類)。有一個時期，科舉制度停止了，知識分子往上爬的階梯被撤除了好多年。文人沒有出路，詩和古文寫作也消沉了。失意不得志的文人，投身到市民文藝界來，從事雜劇創作，前后一百年中有六十多位劇作家，產生了五六百種雜劇本子，保存到現在的還有一百七十余種，可見這時期戲曲文學蓬勃興盛。成就最高的劇作家是關漢卿。他的《竇娥冤》替一個遭受著種種迫害、結局悲慘的女子控訴;《救風塵》表揚了下層階級女性的智慧和義俠精神;《魯齋郎》寫惡霸地主的橫行霸道而自食其果。這些都是暴露社會的不平等、宣泄人民感情的現實主義杰作。王實甫寫作了長達二十折的《西廂記》，把一個古老的大膽反抗禮教的愛情故事搬上劇壇，深深感動了青年男女的心。

明代

朱元璋開國，采取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廢除宰相制，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实塾靡幻貢鴣磙k事，名為大學士，聽御命而已。皇帝無法管理萬務，到后來有的皇帝長時間不親政，所以政權落于宦官之手。明朝是奴視大官的，動不動用廷杖，官員士氣消沉。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頑強地為封建秩序服務。王陽明雖然也是唯心論者，但他的思想中也有合理因素，即反傳統反權威的思想，這對明晚期反傳統的李贄以及公安派的文學革新運動是有一定影響的?？婆e是一種選拔人才的考試制度，到了明代，科舉以經義八股取士，考試以四書、五經為題，要求“代古人語氣為之”，即所謂代圣人立言，知識分子不必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明代的讀書人思想迂腐不堪，熱衷仕進的知識分子受“八股”文的毒害，創作不出優良的文學作品。明初盛行一時的臺閣體詩文，不過是些平庸空泛、粉飾太平的作品。就是一些譏議時政的文學家，他們反對萎靡文風，主張繼承唐宋兩代的古典詩歌和秦漢古文風格的，也只是苦心摹擬前人，沒有多少開創的成就。當然，一些對現實不滿和同情勞苦大眾疾苦的文人，也寫過一些“在摹仿古調中，自有精神意象”的詩歌以及有情致的散文。晚明時期，反傳統的文學家主張文學“獨抒性靈”。在他們影響下，小品文發展起來，在文學史上是著名的。至于戲曲和小說，由于大眾的愛好，繼續向前發展。第一流的劇作家湯顯祖，是一個不肯為統治階級服務，為了厭惡政治逃避到文藝之宮的人物。他創作的四個劇本，稱為“四夢”，以《牡丹亭》最為有名?？岛５脑⒀詣　吨猩嚼恰分S刺人生，徐文長的《四聲猿》詼諧痛快。這幾位劇作家都是反抗庸俗、抱傲世態度的文人。小說方面，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最普遍地流行人民大眾中，就是不識字的農民也都熟悉這部書里的英雄人物和戰爭策略。同樣普遍流行于人民大眾中，而思想性、藝術性更為高超的是施耐庵的《水滸傳》。唐僧玄奘到印度取佛經的故事也經歷醞釀三四百年，到吳承恩筆下成功了小說《西游記》。而《金瓶梅》是一部不借助于說書人流傳的話本、而單靠作家苦心經營結構的寫實小說，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明代中葉墮落的社會現實。

清代

農民起義把明朝的專制統治推翻，搖撼了腐朽的上層社會，但是滿洲貴族乘機入關，取得中央政權，開始了清朝的統治。清初對于有名的文人，用威脅利誘的政策，一方面興文字獄，一方面開博學宏詞科?？婆e考試用八股文章取士，牢籠盡一般讀書人。古典散文和古典詩詞興起了不少派別，也有“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說”各種文學主張出現，給創作以影響，出現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比之明朝來不是沒有進步，但到底缺乏獨創的風格，比不上唐宋兩代大作家。在戲曲方面，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哀悼明代亡國的一部有意義的歷史劇，洪升以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創作出一部五十出的大劇本《長生殿》。在小說方面，蒲松齡承繼唐代“傳奇”作家的作風，用文言體來寫短篇小說，不落俗套，新鮮而又別致。他的《聊齋志異》所寫的大部分是狐鬼故事，他把狐鬼人情化了。讀者會感到狐鬼非常有人類的熱情，反顯出社會上的人像狐、像鬼，頗有恢諧諷刺的意味。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專門描寫在科舉制度下一般讀書人的庸俗可厭，封建地主的剝削貪鄙，給社會各階層以深刻的諷刺。同時代的曹雪芹花十年的精力還沒寫完一部巨大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小說以貴族青年的愛情為線索，男女主人公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表現了自由戀愛與家長制封建勢力的矛盾，不單是愛情與禮教的沖突，更是新的思想、真誠的感情與整套封建制度、封建秩序的沖突。小說不依靠熱鬧的傳奇性的情節來吸引讀者，作者高超的藝術手腕表現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上。它完整的結構、眾多性格各異的美好的女性典型形象、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已經合于世界文學中近代小說的風格，使中國小說的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