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民間文藝中不斷吸收新鮮的體裁和題材，產生了新的文學形式，文學體制不斷增多。比如詩，就有四言、五言、七言、詞、曲，隨時間興起發展，最初從民歌中來，文人加工成為新體制。這些變化發展僅是現象，還需要從本質上看問題。

文學的發展有它的外部原因。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他指出，文學的內容、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變化。社會在變動，新的階級起來代替舊的階級，語言也在不斷發展，不同地域的方言在不斷吸收到文學創作中來，國內各民族的文學藝術乃至國外民族的文學藝術也能在相互交流中影響文學的變化發展，比如詩歌，與音樂結合時還受到外族音樂的影響。由于新的語言的吸收以及配合新的音樂的需要，便產生了新體制。這種種方面，可以說是促進文學推陳出新的外部因素。

文學的發展，還有與社會發展沒有關系的因素，那就是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與特點，情形也很復雜。文體是在分化、解放、融合中發展的。分化的現象，是原本只有一種體制，發展以后便分化。

五七言詩原本同時在民歌中存在，經過文人加以發展。五言詩與七言詩在詩壇興起，先是五言盛，后是七言盛，后來兩者同時發展，多了一種新體，多了一些變化。詩、詞、曲的名稱，是過去的，我們現在總稱可以叫做詩歌。詩、詞、曲都是韻文，也都是詩，結合音樂，便是歌曲。它們自然生長，不過新體興了，舊體還存在著，只是內容有改變。宋代結合音樂的是長短句的詞，此后又有曲，詞和曲通用，時代不同叫法不同而已。從詩到詞的發

展變化，先是加進，后來分化。例如七言詩也有夾雜著長短句的，后來索性作為詞這種新體制獨立出來。詞曲不過是時代不同，硬為區別的，實際上沒有實質上的不同。文人的詞是解放的詩，內容思想和民間的詞曲不同了。柳永的詞，還是俗曲的思想感情。蘇軾的便不同，成為解放體的詩。蘇軾以散文的辦法來作詩，別成一格，以求與唐人不同；再用唐人做詩的意境來寫詞，求其古雅，那是自然的。因為唐詩能結合音樂，宋詞也能結合音樂。蘇軾的做法，就是變，也是解放。所以他實在是文學的巨匠，他的詞也是正宗。

七言也還結合音樂，例如彈詞及后來的地方戲劇。在元明清三代的雜劇和傳奇所用南北曲中，都能看出這個特點。

最早散文是總合的，有敘事的，也有論辯的。后來，史傳發展了，專屬史學，非文學領域，哲學(理學、佛學)、政論、史論，也不屬于文學領域，純文學的散文便只有游記，雜記、筆札、小品文、書信之類的東西，還屬于文學的范圍。

敘事詩，先有散文夾雜著，比如變文和彈詞，后來索性變成純散文的小說。

詞曲聯章敘事，夾著說白，加上搬演，融合的結果，產生了戲曲。

所以，小說和戲曲，來源都是詩。純文藝是藝術形象的創造，都從詩出來的。

有了詞曲以后，詩反而往艱深、用典方面發展，變得古雅化，議論散文化，僵化。

有了小說、戲曲之后，敘事詩的時代過去了，小說和戲曲從敘事詩出來。

文體發展的軌跡使我們看到文學史上許多耐人尋味的現象。《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的故事，如果不是產生在漢代，而是在元明清時代，便會成為戲曲和小說表現的題材。赤壁之戰是三國時期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歷史事件，歷來成為文人關注的題材。杜牧有懷古詠史的詩《赤壁》，蘇軾不僅有《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詞作，還有《前赤壁賦》、《后赤壁賦》，詞與文賦各有千秋。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則以人民大眾更能接受的小說形式，生動地描寫了各色人物在赤壁之戰中的表現。這是同一題材用不同文體表現的成功范例。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作為文學作品的題材也歷久不衰。白居易有長詩《長恨歌》、陳鴻有傳奇小說《長恨歌傳》。借助前人作品中的詩句，生發開去，元代的白樸寫出了雜劇《梧桐雨》，清代劇作家洪升更創作了《長生殿》傳奇。從《長恨歌》到《長生殿》，雖也是不同文體表現同一題材的范例，但它顯示了文學發展過程中繼承與創新的脈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