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歷時最長(綿延二百余年)、勢力最大的一個散文流派。它出現于清初的康雍時期，而在乾嘉年間風靡天下，造成浩大的聲勢。由于創始人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程晉芳(號魚門)、周永年曾對姚鼐開玩笑地說過：“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見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從此，人們便稱方、劉、姚和在古文寫作上追隨他們的人(不一定是桐城人)為桐城派。

 桐城派的產生，就其思想和歷史根源來說，是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產物。由于該派大力尊奉程、朱道統，主張學習先秦兩漢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要求文章“清真雅正”，推崇“以時文為古文”的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等，這些正適應了清王朝為加強封建統治而極力提倡程、朱理學和封建倫理綱常的需要，因此該派一開始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具有正統性和保守性，并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和扶植，得到了發展和壯大。

 桐城派在文章寫作上有以下幾點主張：

 一、尊奉程朱道統，以承繼秦漢至唐宋八大家的文統相標榜，以《左傳》、《史記》和韓愈、歐陽修等人的作品為寫作的范文。

 二、提倡“義法”。“義”指內容，即文章要“言有物”，有充實的思想內容，要不背程、朱之理，符合儒家道學的標準；“清”指形式，即文章要“言有序”，要講究謀篇布局、修辭造句，作文形式要不越韓、歐之度；要以文字“雅潔”為標準。

 三、認為“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強調神氣、音節、字句的統一；要于音節求神氣，于字句求音節。

 四、強調義理、考證(訓詁之學)、文章(辭章之學)三者合一、互相為用，而以義理(程朱理學一類的正統觀念)為根本，提出“神、理、氣、味者(屬思想內容范疇)，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屬語言表現藝術范疇)，文之粗也”。主張學習古文要從“粗”入手，以求“精”為目的，并將二者統一起來。

 五、提出陰陽剛柔之說，認為陰陽剛柔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并以之分析文章的風格，將不同的文章風格分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

 戴名世(1653—1713)是桐城派的重要奠基者。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南山，別號憂庵，死后世稱宋潛虛先生，桐城(今安徽桐城縣)人，出身于下層知識分子家庭。二十歲起，做了十多年書館教師；后來給官僚當幕友，給書坊編選、批注文章選本，生活較貧寒。他早年就有志于修明史，并注意搜集有明一代特別是明末及南明的史料，同時也精心于散文創作?？滴跛氖荒?1702)，弟子尤云鶚為他編印《南山集》，書中收有抒發明亡遺恨的文章，表彰了一些南明抗清人物，還采用了永歷等南明年號紀年，表現了他對清王朝的不滿?？滴跛氖四?1709)考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參加《明史》的編纂工作。由于他富有民族思想，所作的史傳，便有不少是記述抗清志士和遺民的事跡。康熙五十年(1711)冬，左都御史趙申喬告發他的《南山集》有“狂悖”、“大逆”語，因即入獄。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清圣祖親自下令以凌遲處死了他，牽連被殺者有三百多人?！赌仙郊芬苍饨麣?。這就是清初文字獄中有名的“《南山集》之獄”。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鄉后人戴存莊搜集他的遺文，編成《戴南山先生全集》十四卷，光緒年間才有刻印本，這已非原貌了。

 戴名世是清初重要的散文家。他在生前與方苞來往很密切，兩人常在一起切磋散文創作。他對方苞的散文及創作理論的形成，影響較深。他推崇程朱理學；在散文創作上主張立誠有物、率其自然，提倡道、法、辭并重，精、氣、神合一；他的散文寓雄奇犀利于簡潔樸實，長于史傳、雜文，游記也有自己的特色。

 方苞(1668—1749)是桐城派的始祖，字鳳九，號靈皋，晚年號望溪，桐城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世大夫家庭。自幼家貧，四五歲就能讀經書，青年時代就胸懷以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二十四歲時他在京城與人論“行身祈向”時就說過，他崇尚的格言是：“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文淵閣大學士(宰相)李光地見其文便大為贊嘆：“韓歐復出，北宋后無此作矣！”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滴跷迨甏髅酪颉赌仙郊钒赴l入獄，他曾為之作序并藏版于家，便被牽連入獄。由于他素以文學著名，加之李光地的竭力營救，才免死編入漢軍旗下為奴。因他文章寫得好，特命他以白衣(奴隸身分)入皇帝南書房當差。經過這次打擊后，他身上的銳氣消磨了，從此便小心供職，充當了清廷的御用文人。由于他的文才和勤謹，不斷得到清廷的賞識?？滴趿荒陼r他破格提為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1723)被解除旗籍，全家族也因他而都獲赦免，后來還升為內閣學士，乾隆時官至禮部侍郎。方苞因感激涕零，此后便一心一意地充當了清廷的御用文人，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雖為桐城派的開山祖師，他本人卻并沒有建立一個流派的想法。他自己只是以道學家和醇儒自命，而且有很多經學研究論文；但他真正的成就，卻在文學理論和散文創作上。

 方苞在文學理論和創作上，繼承了明代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他集文論中正統派之大成，提出了“義法”說，奠定了桐城文派的理論基礎。在《又書貨殖傳后》中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這雖是指寫文章要有具體內容，有條理順序，要結構嚴謹、合乎體制，但方苞的“義法”，卻有特定的內容：義，指儒家的道德倫理，即六經論孟和宋元理學所強調的圣道倫常，也就是他要繼承儒家道統；法，指表達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和語言風格；經，即“六經”、“論語”、“孟子”；緯，就是文章法度。法從義出，法隨義變；義、法之間有著一經一緯、相輔相成的關系，形式變化要合乎內容的要求。

 方苞的義法見解比過去單純摹擬秦漢字句的復古派和專講間架結構的唐宋派為高。在古文寫作的篇法上，他講究虛實詳略，講究“明于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見《書蕭相國世家后》)，即主題單—。在古文寫作語言上，他要求“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極重字法，詩歌中集語，《南、北史》中佻巧語。”還有小說語和佛家語他都反對引用(見《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引方苞《答程夔州書》)。他認為刪繁就簡、言簡意賅是謀篇修辭的第一要義，只有除去冗辭枝義，淘汰一切雜質，達到“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的境界(見《古文約選·凡例》)，才符合“雅潔”的標準。方苞要求寫作講究章法謹嚴和語言純潔的主張雖然不錯，在之后的一、二百年內產生過深廣的影響，但因清規戒律太多，也束縛了師法者的創造性。人們只在“雅潔”上下功夫，便很難產生生動活潑、氣魄宏偉、豐富多采的大作。桐城派古文大多空疏貧弱、氣象狹隘，追根溯源，就在這里。

 方苞的議論文大多是一些陳腐的說經著作，內容并不深刻；他的一些敘事和抒情散文卻比較生動可讀，如《獄中雜記》、《送左未生序》、《左忠毅公逸事》、《白云先生傳》、《萬季野墓表》、《田間先生墓表》、《宣左人哀辭》、《湯司空逸事》、《余石民哀辭》等，或者記述自己生平遭遇，揭露明清兩代政治的黑暗；或者描寫遺民孤忠大節，抒發他們懷戀故國的哀思；或者悼念亡友，表現朋友間的深情厚誼，都是一些寫作態度認真、內容充實、感情真摯、結構謹嚴、語言洗煉、措詞得體的好文章。其中，《獄中雜記》是作者在刑部獄的見聞，文中真實地記敘了清朝監獄的陰暗骯臟、疫病蔓延，無辜者接連死去的慘狀，大膽地抨擊了司法官吏的慘無人道、貪贓枉法，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清代法制和監獄的種種罪惡，也暴露了整個封建社會的腐敗。這篇文章雖然內容龐雜、頭緒紛繁，卻能巧妙地組織材料，寫得栩栩如生、井井有條、語言簡潔、文筆平易、感情深沉。它不僅是方苞的，也是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作。

 此外，方苞的墓志銘也有特色，多能根據不同情況采用不同手法。如《查慎行墓志銘》和《陳馭虛墓志銘》雖同是碑志，前者卻只簡敘了查慎行的性格冠服和遭遇與己相同之處，以此寄托同病相憐之情，由于他是個有名的詩人，對他的生平便以“其事跡雖不具可也”這話一筆帶過；后在因是個不為人知的普通醫生，便詳寫了他的為人作事、高明醫術，從而突出了他那不事權貴、不愿為奴的高尚品格。這一虛一實、一詳一略，可見方苞在篇法上是因事因人而異的。

 劉大櫆(1698—1779)是桐城文派中承先啟后的重要作家。他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桐城縣東鄉陳家州(今屬安徽樅陽縣)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二十九歲進京應舉時，侍郎李紱見了他的文章曾驚嘆：“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方苞也大為贊賞：“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劉生國乃士耳！”他雖因此文名大盛，卻很不得志，兩舉都只中了副貢生。后任安徽黟縣教諭，晚年回鄉講學授徒，弟子以姚鼐、吳定最出名。著有《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詩集》和《論文偶記》，有古文兩百多篇，詩八百多首。

 劉大櫆在文學創作理論上，繼承了方苞的“義法”主張，而又有所補充和發揮，他認為：“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在，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見《論文偶記》)。這就是說，文章的思想內容雖和藝術形式有密切關系，內容居于首位，藝術本身卻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因而劉大櫆在論文時著重于藝術體會，講究神氣、音節、字句。他認為“義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應在神氣和音節中去尋求。而神氣是文章的最精妙處，音節是神氣的表現，字句是音節的依據。神氣看不見，全靠音節來體現；音節無法衡定，全靠字句來衡量。這三者如能很好統一，那就可以成為“能事”者(即可成為寫文章的能手)。劉大櫆論文由神氣而音節，又由音節而字句，就將方苞的“義法”觀點具體化了。劉大櫆從音節字句上講文章作法，雖說是對方苞創作理論的一個發展，使人們明了文章的通篇脈絡，注意文章長短高下的音節美，但他單純強調音節字句，不教人從大處落墨，就得其一端而失之片面。

 劉大櫆在散文創作上并沒完全體現他的理論。他的文章寫得比較放縱，不如方苞嚴謹，道學氣也沒有方文那么濃。他長于氣勢，富有文采，比較講求辭藻，感情色彩也濃厚一些，如《祭舅氏文》短短幾句就寫得性真語切。劉文除有部分是宣揚封建道德和平時求用的而外，其余一些是書信、序跋、雜記之類，多為因事抒情之作，往往在正統觀念或樂天知足的思想掩蓋下，曲折地表達了內心的激憤不平，對時弊也間有指責。在《答周君書》等文和一些詩中，就流露了他懷才不遇的牢騷。劉文存在摹古未化、模仿多于創造的缺點。

 姚鼐(1731—1815)是桐城派中最有影響的中堅人物，他字姬傳，一字夢安，桐城人。因他的書室叫“惜抱軒”，所以人們又稱他為惜抱先生。他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少年家貧體弱，但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曾隨伯父學經學，從方澤學理學，跟劉大櫆學古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進士，曾任山東、湖南副考官等職，后升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參加過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書成后歸故里。先后在江寧、揚州、徽州和安慶主持鐘山、梅花、紫陽、敬敷等書院講席達四十年之久，培養了大批門生弟子。其中以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等最為出名；此外還有魯仕驥、吳德旋、陳田光、李兆洛、姚椿、方績、秦瀛等，都因受過姚鼐的教育或影響而成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就這樣，桐城派的勢力和影響進一步擴大到長江南北各省，成為有清以來的一個最大的文學流派，姚鼐也因此而成為一代文宗。他著有《九經說》、《三傳補注》、《老子章義》、《莊子章義》、《惜抱軒集》等，還精心編選了《古文辭類纂》。后者是一部在近代很有影響的文學總集，上從戰國、下至清朝，共選了七百多篇文章，分為十三體。姚鼐選編的目的是為了宣揚桐城派的主張，選編的標準和范圍貫徹了他的文學理論，從中可以看出桐城派學文的取徑，還可了解各種文體的特點。

 姚鼐在理論上繼承了方苞、劉大櫆的衣缽而又有所發展。他雖然稱贊方苞文章是“本朝百余年文章之冠”(見《望溪先生集外文序》)，但他對于僅以“義法”論文卻是不滿意的，在《與陳石士》一文中他說：“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為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只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己。”因此，他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缺一不可。他認為，這三者合一既是唯一的治學之道，也是寫作和論文的綱領。他還以“考證”、“詞章”去闡發“義理”，即闡發儒家的觀點，這是對方苞“義法”理論的補充與發展。在《古文辭類纂序目》里，姚鼐提出了“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作為文章的要素；他認為前四字是“文之精”，后四字為“文之粗”。他主張由“粗”入“精”，從模擬古文的“格、律、聲、色”入手，而模擬“神、理、氣、味”，這是對劉大櫆擬古主張的發展。桐城派文論到這時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嚴密的學說。

 姚鼐為何要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呢？這是因為生活在漢學大盛的乾嘉時期，清初的漢學即樸學這時已發展成勢力強大的乾嘉學派。桐城派祖師方苞的“義法”主張曾被人饑笑為空疏無據，方苞學說專主義理，而略于名物訓詁，就免不了有此疏漏；同時方苞的文章也顯得文采不足，氣勢不大，這是劉大櫆早已意識到的，姚鼐為了調和漢學和宋學的矛盾，糾正考據家和詞章家的偏頗，他就兼系眾長，想將程朱、韓歐和許(慎)鄭(玄)兼于一身。不過，姚鼐雖主張三者合一，卻并沒將它們并列看待。他認為，義理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考證只是對程朱義理的一個補充。在《與陳碩士札》中，他就說過：“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因此，他和方苞、劉大槲在原則上是一致的；都把“義理”即程、朱理學放在第一位。

 姚鼐還把不同藝術風格概括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以剛柔來論述文章風格雖不是他的獨創，但他的論述不僅更為詳盡具體，還把這個問題提到審美高度來認識，把陽剛陰柔作為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來論述，既闡明了兩者的區別，又指出了相互的聯系，他認為“陰陽剛柔并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于憤強而拂戾，柔者至于頹廢而闇幽，則無與文者矣”(見《海愚詩鈔序》)。這就是說剛柔雖有偏廢，卻須相輔相成，剛而無柔，或柔而無剛，都不會有真正的藝術美。

 姚鼐關于陽剛、陰柔兩種風格的見解，是他論文精義所在，向來受到一些人的推重。他的文章風格雖然偏于陰柔，向往的卻是陽剛之美，這說明了他的論文二者的通達。

 在古文寫作上，姚鼐和方苞、劉大櫆一樣，議論文中有不少封建說教。他的山水游記小品，在描繪景物、抒情寫意等方面，卻很有特色。如《登泰山記》、《快雨亭記》、《游媚筆泉記》、《峴亭記》和《祭張少詹曾敞文》、《祭朱竹君學士文》、《復張君書》等散文，其中，以《登泰山記》最為出名。

 《登泰山記》是按時間先后順序寫的。作者先概括介紹了泰山的山川形勢，再寫登山的路線和到山頂后所見的景色；然后集中寫日出；最后寫山上的古跡和自然景物。全文語言精煉典雅，敘事、考證、描寫三者緊密結合，文氣迂回蕩漾，形象而具體地描寫了勝地泰山的景物特色。文中，把日出時的云、山、日、海的變化萬千的景象和觀日的心情都簡要地勾畫出來，給人以主次分明，生動壯觀之感。姚鼐這篇代表作，體現了他的寫作主張。

 姚鼐把古文義法也用于作詩，因此除了象《山行》、《天門》、《金陵曉發》、《江上竹枝詞》等寫景小詩還清雅可讀外，他的詩大多形式呆板，有些說教，而缺乏社會內容。

 桐城派的文學主張，雖然基本一致，在一些觀點或具體提法上，卻不盡相同。例如，方苞反對八股文，認為“時文”有害“古文”而對當時人們所寫的文章一概加以排斥；劉大櫆卻認為“時文”可以是“古文”中的一體，姚鼐則說“時文”與“古文”并無嚴格區別。這就使他們所提出的古文“義法”僵硬化了，影響了散文寫作技巧的提高。桐城派的理論主張，在當時雖曾遇到漢學家和駢文家的一致反對，歷來的評論家卻認為該派在反對八股文的形式主義方面是有功績的。

 桐城派提出的文學主張，雖是要使古文寫作更好地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但他所反對八股文的形式主義文風，反對繁瑣考證的學風，提倡考據要與雅法的古文統一起來，并從歷代的古文創作中總結出來一些經驗和方法，這都是可取的。

 桐城派作家的古文主要是一些應用文，以碑志、傳狀為最多，另外還有不少議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充滿了封建道統思想，存在著空洞、因襲、拘謹、柔弱和說教等毛病。但他們的少數篇章，對現實生活也有所反映，在寫作手法上值得注意。他們能緊扣主題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只求達意，而不愛羅列材料、堆砌辭藻，大多寫得簡潔談雅，如前面已列舉過的一些雜記小品和山水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