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仆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仆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中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涂。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侖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西周時期，西方昆夷、北方獫狁經常入侵，對宗周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周宣王為了攘除邊患，曾數次舉兵討伐，戰績則勝負參半。王師雖間或打退了戎狄的進犯，給人民帶來暫時安寧，但長期兵連禍結，戍役不歸，也使人民蒙受了極大的苦難。詩三百中有幾首從種種側面反映了這些征戰情況，《出車》是其中的一首。

這首詩布局新穎，抒情巧妙，在通篇敘事的框架上，一再變換視點，并嵌入大段套語，從而真實而深刻地傳達了隨征戰士那種憂喜交并、渴望和平的復雜心情。

“視點”，首先為英國學者盧伯克所用，原義是觀察的角度，實指敘述的角度，即敘述者(作者的代言人)與故事的關系(參見珀西·盧伯克《小說的技巧》第十七章)。敘事藝術占主導地位的小說創作，特別注意視點的選擇，而在詩歌(長篇敘事詩除外)創作中，視點問題無關緊要。但《出車》一詩交代故事本末，從出征到轉戰直至凱旋，有一條明晰的脈絡，這給詩人搖換視點提供了可能。關于這一點，陳子展先生看得真切：“此詩六章，首兩章設為南仲口吻，中兩章作者自己口吻，末兩章設為南仲室家口吻。”(《詩經直解》下)“口吻”者，視點也，名稱雖殊，實為一事。這段話可幫助我們較好地理解《出車》的結構。但末兩章似乎不必一定是“南仲室家口吻”，也可設為“征人室家口吻”。

《出車》所述的戰役，王師大勝而歸。說它的備戰情況，自然要反映出軍容的雄壯與整肅。南仲作為一軍之帥，選他代言便于從宏觀角度表現這一點。詩人賦予他以威嚴的語吻，這威嚴終于又成了王師軍威的象征。他一出場就劈空一語，帶著虎虎生氣：“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聽者眼前頓時出現了車馳馬驟、急如星火的畫面。然后才回過頭來敘說：他在京城受詔，率部迎敵;現在驅車而來，為的是聚仆從、備軍需。倒敘加強了戎馬倥傯的情勢，也突現了統帥南仲奔赴國難的急切、驍勇，這與選擇視點所追求的藝術效果是一致的。備戰活動緊張繁忙，戰爭氣氛越發濃重起來。一系列軍事行動“出”、“來”、“召”、“謂”、“載”，綰在一個“棘”(通“急”)字上。而且“王事多難，維其棘矣”這句話，出自將帥之口，更顯得堅定不移，威令山摧，全軍將士的決心也由此見出。第二章專說建旗樹幟。古時作戰，軍旗的作用很大。將領爵次不同，旗類也不同，建旗一可明身份(參見《周禮·春官》);軍陣四方皆有旗，旗動而師行，建旗二可調卒伍;兩軍對峙，旗幟林立，其色彩炫目，飾圖逼人，建旗三可壯軍威。因此，這是備戰的重要事項。南仲有條不紊地安排說：“設此旐矣，建彼旄矣。”霎時間，這兒那兒，各色各樣的旗幟——畫龜蛇的，畫鳥隼的，飾牦尾的，畫交龍交系鈴的……——全都樹立起來了。風吹旗動，翻飛不止。由于視點關系，南仲那貌似尋常的措置，竟投射出凜然不可侵犯的軍容。突然，他唱出了“憂心悄悄，仆夫況瘁”兩句。這與嚴肅緊張的氣氛多么不協調!原來詩人還要反映戰爭的另一面：給人民帶來的苦痛與災難。統帥的愁緒因何而生呢?朱熹說是“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詩集傳》)”的緣故。實際情況恐怕未必如此，即行“喪禮”也要激勵斗志，焉有灰頹士氣之理?細玩這兩句，可知他是把普通“仆夫”的疲憊不堪看在眼里的，正如北上太行遠征高干的曹操，對于戰士行軍作戰的艱苦體察入微，又是“嘆息”、又是“怫郁”，而且徑借《東山》詩意抒寫懷報，“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蒿里行》)說南仲是個善察下情、關懷下屬的將領，很貼近全詩的情調。詩人的厭戰情緒就這樣曲曲折折地露出了端緒。

第三章起句“王命南仲”是轉換視點的明顯標志。詩人親自出場了。他隨征拒敵，對于轉戰邊陲的戎馬生活體會得很深切，這里面有喜悅，也有辛酸。款款心曲非由自己道出不可。他說起了戰況，話頭從南仲身上扯開。他先是率部去駐守“方”地，筑城砌壘，并由此出擊敵人。雙方交鋒說得很簡略：只講我軍車聲轟鳴，旌旗閃耀，但足以使人見到人強馬壯，將勇士猛。陣地向前推進了，從方城推到了更北的“朔方”。勝利的喜悅按捺不住，詩人高聲贊嘆起來：“赫赫南仲，獫狁于襄!”不過，勝利得來不易，它要以備嘗艱苦甚至流血犧牲為代價。在行軍途中，他打開了另一道感情的閘門。——想當初離開家鄉時，黍子、稷子正在吐穗揚花，預示著一個五谷豐登的秋天。這時告別親人，多么令人難耐!如今時令已交寒冬，仍在不停地行軍，道路積雪，步履艱難。為什么不能安坐在家中呢?只因為敵人經常騷擾，使國家多難多災呀!身在眼前的苦境之中，怎能不懷念故鄉那豐收在望的田地，那可安閑跪坐的房舍!如果說詩人厭戰的情緒在第二章如隱約顯現的伏流，那么，這時它即是洶涌而來的潮水了。但詩人在克制著自己的感情，他自問自答道：“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誠然，寫在簡策上的戒命威嚴萬分，甚至后人想起也不禁肅然起敬。例如范溫評李商隱詩“猿(一作魚)鳥猶疑畏簡書”(《籌筆驛》)說：

“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后，“魚鳥”猶畏之。(《潛溪詩眼》)

但詩人并非消極服從，他深知“王事”即是國事。厭戰的愁緒噴涌之后，幾番掀浪揚波，終于流進了理智的河床。這樣復雜的心情，以現身說法講述，給人以親切、真實之感。

戰爭勝利了，王師旋歸，和平重又降臨人間。詩人本可以自己放開喉嚨，縱情高歌，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是個善于曲達情愫的人，這時他選了妻子作代言人，視點又為之一變。關于這兩章的講述者，文學史上有不同的看法，爭論圍繞著第六章。例如，歐陽修《毛詩本義》認為詩人在描述眼前之景，主“實寫”說。王夫之卻另有見解：

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尚聞其喈喈?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耶?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為助喜。(《詩譯》)

關鍵在一個“度”字，他把想像中敘事摹狀稱作“善于取影”，這是“影寫”說。此說雖未明指口吻屬誰，但下文有其“室家”因“南仲之功”而為之“欣幸”之語，暗含詩人妻子為敘述者。這里說的是第六章，從語吻上看，第五章更可作如是觀。她首先抒發了思夫的憂傷與團聚的喜悅：“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并以秋蟲起興，借自然之物況人事。草蟲振翅而鳴，阜螽趨聲而跳，此呼彼應，相悅相求，男女春戀、依偎之情誠然如斯。本來是征夫思婦，由于“視點”搖換，卻變成了怨婦念夫，巧妙地體現出兩種相思，一副情腸，增添了許多意趣。夫妻團聚畢竟是和平生活的一部分，詩人要反映整個和平生活。于是他通過妻子的所見所聞，追敘王師凱旋的情景。那時春光融融，木榮鳥囀，田野里采蘩的婦女，三五成群。這里靜謐而美好，和諧而安寧!這全仰仗王師打了勝仗。看!他們回來了，還帶來那么多俘虜。因為是“影寫”，就無虞不合實際情況。更有妙者，詩人還讓妻子反復贊嘆威名赫赫的統帥。王夫之對此種匠心理解得很深透，他分析說：

……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者也。(《詩譯》)

“室家”的歡呼原來是代達“征人之意”。這種“影中取影”的手法，得到了“曲盡人情”的效果。只有視點搖移，“影中取影”才成為可能。

詩三百大多是民間口頭創作的產物。盡管它們篇幅不長，便于象書面創作那樣從容推敲，也許還經過“采詩之官”的整理加工，但流傳至今的三百篇仍殘存著口頭創作的特征。套語的運用卻是一例。

即興創作必須脫口而出，詩人常常順手拈來熟記于胸的現成詩句。這些詩句被多次引用就成了套語。它們最初被創造出來，有某種意義，某種情感，某種口吻，某種上下文，也能引起某種反響。他人引用是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效果，一般從套語的思想意義和情感內容著眼，它原來的上下文有時就無暇顧及。這樣，可能會產生鑲嵌的痕跡，也就是說，套語所敘之事、所繪之景與新創的詩歌環境不相融洽。我們用書面創作的規則去衡量它，自然不會看到它的匠心所在。口頭詩歌有著自己的審美標準。利用套語進行口頭創作，是一種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文學現象。

《出車》一詩明顯引用了套語，第五、六章的套語還給人以鑲嵌之感。先看第五章。“喓喓草蟲”及以下數句，與《召南·草蟲》第一章近似：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這兩首詩哪一首是借用的呢?從內在的邏輯結構上看，《草蟲》沒有鑲嵌的痕跡，可以說是《出車》借用了《草蟲》。后者說，一個女子離別了丈夫(或未見到情人)很苦悶，見到了丈夫(或情人)就很高興。了解這一點，詩人借用的目的就顯而易見了。他是用來表達同樣的感情，而且襲用了原詩句的口吻。這與上述分析相合，也為確定視點提供了一個內證。第六章前四句也出現在《豳風·七月》的第二章里：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這里也有明媚的春天，鳴囀的倉庚，一群群采蘩的女子。再加上其他景物——曲折的小道，柔嫩的桑條，更是一幅色彩鮮明的大地春濃圖。最后說“女心傷悲”，也是怕離開這美好甜蜜的生活，與“公子同歸”。《出車》引用了其中的四句而稍加變化，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感情上來說，都符合該詩情事發展的要求。以上比較的是有相同詩句的兩首詩，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兩者都借用了別的詩歌。套語的引用也有與新的上下文水乳交融的例子，如這首詩第四章(“昔我往矣”)的前四句與《采薇》第六章的前四句。在這種情況下，結合上下文兩相比較，也可了解更多的背景。聞一多先生說，《詩經》中有些詩的“事”經過了“情”的炮制(《歌與詩》)。套語更是經過眾多詩人在不同的環境中以情炮制，因此它的感情色彩十分濃厚。

“詩三百”的景語，有些充作比、興，有些可說是寫景，但有些似在實寫，卻又與上下文不合。套語分析可以解釋這種貌似悖理的現象。《出車》中夏華、冬雪、秋蟲、春日等等，當做實寫放在時序里看，顯得物候不調，但它們背后，卻是詩人連續的有條理的思維。推而廣之，寫景之外的敘事，遇有類似情況，也可用套語分析。這里用得上威廉·詹姆斯論“意識流”的一段話：“意識就它自身來說，并非是截開的一塊塊碎片。……用諸如‘河’、‘流’之類的比喻來描述它，才算是恰如其分。”——有趣的是，國外有論者認為，第六章前四句的景物描寫，就是表現“歸來”主旨的“意識流”!(參見王靖獻《鐘鼓集》)——因鑲嵌套語而形成的那些“碎片”式的意象，能夠體現詩人內心最深處的意識和感情，這可由上面的分析得以證實。

綜而觀之，在《出車》短短的六章中，詩人多次搖換視點，大量鑲嵌套語，把實寫與“影寫”、敘事與抒情安排得井然有條，而詩人內心的喜與憂、情感與理智因此也表現得既有次第，又搖曳多姿。

最后，似乎還應補充一句。我們用“視點”、“套語”、“意識流”來欣賞《詩經》，并非想使古人現代化，而是想借此說明，以想象為主要手段的藝術創作，古今中外實有相通之處。我們豐厚的遺產——古典文學中，是否還有不為我們所熟知的“意識”之“流”(泛指藝術構思)呢?不妨多做些探索。一旦發現，即導引到今天的文苑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