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我們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么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幾種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閑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飲。有一天風和日暖，我們乘小火車到江之島去游玩。這島臨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陰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鋪著紅氈毯，和環境作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色香味都不亞于紹興酒。壺燒是這里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種大螺螄，名叫榮螺(sazac)，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像三足鼎一樣，把這大螺螄燒殺，取出肉來切碎，再放進去，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請客人吃。這器皿像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確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這雙筷子用紙袋套好，紙袋上印著“消毒割著”四個字，袋上又插著一個牙簽，預備吃過之后用的。從紙袋中拔出筷來，但見一半已割裂，一半還連接，讓客人自己去裂開來。這木頭是消毒過的，而且沒有人用過，所以用時心地非常快適。用后就丟棄，價廉并不可惜。我贊美這種筷，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過方能再用;中國人用竹筷，也是洗過再用，很不衛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衛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簽一樣，只用一次，真乃一大發明。他們還有一種牙刷，非常簡單，到處雜貨店發賣，價錢很便宜，也是只用一次就丟棄的。于此可見日本人很有小聰明。且說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萬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黃愛調笑，看見年青侍女，就和她搭訕，問年紀，問家鄉，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淚來。于是臨走多給小帳，約定何日重來。我們又仿佛身在小說中了。

又有一種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里。這里有一家素菜館，叫做春風松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閑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叫別了，常喊作“過橋面”。這里的冬菇非常肥鮮，十景也非常入味。澆頭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還有剩余，可以澆在面上。我們常常去吃，后來那堂館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面，不可復識了。

另有一種情境，則見于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里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里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氣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閑談。談的大都是關于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只有這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體不好……”望書即看書，是桐廬土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我準備后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離去，終于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情況不得而知。

最后一種情境，見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時我僦居在里西湖招賢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對門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對聯，叫做“居鄰葛嶺招賢寺，門對孤山放鶴亭。”家居多暇，則閑坐在湖邊的石凳上，欣賞湖光山色。每見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在湖邊垂釣。他釣的不是魚，而是蝦。釣鉤上裝一粒米飯，掛在岸石邊，一會兒拉起線來，就有很大的一只蝦。其人把它關在一個瓶子里。于是再裝上飯米，掛下去釣。釣得了三四只大蝦，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籃里，起身走了。我問他：“何不再釣幾只?”他笑著回答說：“下酒夠了。”我跟他去，見他走進岳墳旁邊的一家酒店里，揀一座頭坐下了。我就在他旁邊的桌上坐下，叫酒保來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卻不叫菜，取出瓶子來，用釣絲縛住了這三四只蝦，拿到酒保燙酒的開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蝦已經變成紅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醬油，就用蝦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蝦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個酒徒。

此人常到我家門前的岸邊來釣蝦。我被他引起酒興，也常跟他到岳墳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問姓名。我們都獨酌無伴，就相與交談。他知道我住在這里，問我何不釣蝦。我說我不愛此物。他就向我勸誘，盡力宣揚蝦的滋味鮮美，營養豐富。又教我釣蝦的竅門。他說：“蝦這東西，愛躲在湖岸石邊。你倘到湖心去釣，是永遠釣不著的。這東西愛吃飯粒和蚯蚓。但蚯蚓齷齪，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總用飯粒。你看，它現在死了，還抱著飽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蝦來給我看，我果然看見那蝦還抱著半粒飯。他繼續說：“這東西比魚好得多。魚，你釣了來，要剖，要洗，要用油鹽醬醋來燒，多少麻煩。這蝦就便當得多：只要到開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須花錢，而且新鮮得很。”他這釣蝦論講得頭頭是道，我真心贊嘆。

這釣蝦人常來我家門前釣蝦，我也好幾次跟他到岳墳吃酒，彼此熟識了，然而不曾通過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帶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驚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識泰山!”于是敘述他曾經讀過我的隨筆和漫畫，說了許多仰慕的話。我也請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現已忘記，是在湖濱旅館門口擺刻字攤的。下午收了攤，常到里西湖來釣蝦吃酒。此人自得其樂，甚可贊佩。可惜不久我就離開杭州，遠游他方，不再遇見這釣蝦的酒徒了。

寫這篇瑣記時，我久病初愈，酒戒又開。回想上述情景，酒興頓添。正是“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淺。”

(1972年)

(1983年浙江文藝出版社《緣緣堂隨筆集》)

賞析朱光潛曾評價豐子愷“從頂到踵是一個藝術家”，“渾然本色，無憂無嗔，無世故氣，亦無矜持氣”。朱光潛先生這兩句話道出了豐子愷的人品，也同樣概括了他的畫品、文品。豐子愷的漫畫隨意揮灑，蕭疏淡遠，殊多妙趣，而郁達夫又稱其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的確，在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發展史上，豐子愷的隨筆小品同他的漫畫一樣，自成一體，各領風騷。

隨筆小品的寫法自由多樣，別拘一格，這是人所盡知的。但許多小品實際上卻不能令人滿意，比如，有的試圖追求一種自然之美，但卻因語言平泛、內容淺顯而使人興味索然;有的想追求一種秀麗精工之美，但雕鑿過細、修飾太濃，給人以過分束縛和矯情之感，等等。總之，大多是停留在刻意為文、矯勵所得的層次上。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很多，但一些作者自身修養和素質的欠缺乃至稟賦上的先天不足實在是一重要方面。讀《吃酒》，更加深了我的這一印象。《吃酒》所表現出的超曠之情懷和開闊之心胸非一般人所能相比，因此它才能構成一種渾然天成的境界。

本文可謂小處見大，平中稱奇。“大”，并非大道理、大主題，而是指從身邊的日常生活諸如吃酒的描寫中表現出了一種人生態度，這種表現也不是刻意營造的卒章見志，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吃酒及其幾種情境是作者在那個年月蹉跎人生境況的一種濃縮寫真，更是作者執著以求的人生態度的恬然外化，否則，我們便難以理解作者在當時輾轉流徙、動蕩不寧的環境里，何以能如此沖淡灑落、心胸浩然。第一和第二種吃酒的情境，作者與老黃吃得瀟灑、悠閑：一種是“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一種是風情醇厚、韻味十足。相比之下，第三、第四種情境更為耐人尋味。此時，那種安謐的外在環境已不復存在，代之以戰亂與輾轉流徙，但作者卻酒興不減，吃得超逸、曠達：與寶函老翁吃酒，作者雖自己亦身處困境，卻仍安慰他人;而在西湖之畔與釣蝦人邂逅、共飲，一種倏然超解的襟懷與悲慨蒼涼之情意同在，讀罷令人唏噓感嘆。這四種情境總的基調是灑落、超曠，細品起來，又有一種悲慨之情，只不過這種悲慨之情寫得如春花散落，不著跡象。二者之揉合，構成作者的人生態度：汲取佛佗哲學的靜達而擯棄其懶散無為;既出世，又入世，出世而非獨善其身，不含人間煙火，入世又不為外物得失所累;既超然于自我，靈活通脫，又肯定自我，積極進取，無往而不樂。

但作者決不刻意向我們宣講什么人生哲理，而只是回憶吃酒的四種情境，他只是深情地憶起，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筆端。換句話說，所謂哲理已完全融在對事物的舒緩的描述之中。比如對那釣蝦的酒徒，他釣蝦、燙蝦、吃酒的具體過程，以及如何講他的那套釣蝦論，都寫得極為細致、生動。由作者對于釣蝦人性情的濃厚興趣和對他那種自得其樂的贊佩之情，兩人在人生態度上的認同也就不難覺察了。值得注意的是，四種情境涉及到的人物或地點，作者均以“不可復識”、“不得而知”、“不再遇見”之類否定或疑問句式收尾，構成一種人生無常，寄慨無端的悵惘之情，十分耐人尋味。

本文感情真摯，毫無粉飾與矯情。幾個人物均脫穎不俗，令人耳目、精神為之一爽。文章看似簡樸沖淡，實則蘊意豐厚，淵深廣闊，讀罷給人以“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