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為了這個消息著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著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著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嗎?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

夢后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惡的征候都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用筆端沖倒一切——還可以看看電影，生活生活。我們戰勝“死神”。在謳歌，在歡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個朋友的心坎中，每一個惠臨的愛護他的人的顏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樣。他與我們同在一起奮斗，向一切惡勢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還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發表)一文的中段。(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壓在桌子上，預備稍緩再執筆)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樓下，見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時外面正有些風，但他已決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難勸止的。不過我姑且留難他，我說：“衣裳穿夠了嗎?”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絨線背心。說：“夠了。”我又說：“車錢帶了沒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來天已不早了，隨便談談，傍晚時建人先生也來了。精神甚好，談至十一時，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時，我急急整理臥具。催促他，警告他，時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煙，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來，看看鐘，已經一時了。二時他曾起來小解，人還好好的。再睡下，三時半，見他坐起來，我也坐起來。細察他呼吸有些異常，似氣喘初發的樣子。后來繼以咳嗆，咳嗽困難，兼之氣喘更加厲害。他告訴我：“兩點起來過就覺睡眠不好，做惡夢。”那時正在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而且這回氣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覺得比前二次厲害。為了減輕痛苦起見，我把自己購置在家里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看：說明書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臟性氣喘也可以服。并且說明急病每隔一二時可連服三次，所以三點四十分，我給他服藥一包。至五點四十分，服第三次藥，但病態并不見減輕。

從三時半病勢急變起，他就不能安寢，連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終夜屈曲著身子，雙手抱腿而坐。那種苦狀，我看了難過極了。在精神上雖然我分擔他的病苦，但在肉體上，是他獨自擔受一切的磨難。他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咚咚的聲響，我在旁邊也聽得十分清澈。那時天正在放亮，我見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脈門。跳得太快了，他是曉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點鐘去托內山先生打電話請醫生。我等到六點鐘就匆匆的盥洗起來，六點半左右就預備去。他坐到寫字桌前，要了紙筆，戴起眼鏡預備寫便條。我見他氣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寫了，由我親口托請內山先生好了，他不答應。無論什么事他都不肯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關頭，他也支撐起來，仍舊執筆，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寫了，其余的由我口說好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嘆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才湊成了那條子。那最后執筆的可珍貴的遺墨，現時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紀念了。(這字條便是登在本刊本期哀悼魯迅先生紀念畫報中《魯迅先生的絕筆》。——編者注)

清晨書店還沒有開門，走到內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來了，匆匆的托了他打電話，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內山先生也親自到來，親手給他藥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訴內山先生說苦得很，我們聽了都非常難受。

須藤醫生來了，給他注射。那時雙足冰冷，醫生命給他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兩手指甲發紫色大約是血壓變態的緣故。我見醫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嚴重了。但仍然坐在寫字桌前椅子上。

后來換到躺椅上坐。八點多鐘日報(十八日)到了。他問我：“報上有什么事體?”我說：“沒有什么，只有《譯文》的廣告。”我知道他要曉得更多些，我又說：“你的翻譯《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我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這也是他的脾氣。在往常，晚間撕日歷時，如果有什么和他有關系的書出版時——但敵人罵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愛提起：“明天什么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著自己印好了一本好書出版時一樣的歡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報紙到手，就急急地披覽。如果報紙到的遲些，或者報紙上沒有照預定的登出廣告，那么，他就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直至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當我告訴他《譯文》廣告出來了，《死魂靈》也登出了，別的也連帶知道，我以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說：“報紙把我，眼鏡拿來。”我把那有廣告的一張報給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雖然在這樣的苦惱狀況底下，他還記掛著別人。這，我沒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觸，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眾接觸。那一顆可愛可敬的心呀!讓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處吧。

在躺椅上仍舊不能靠下來，我拿一張小桌子墊起枕頭給他伏著，還是在那里喘息。醫生又給他注射，但病狀并不輕減，后來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見了醫生似乎也在訴苦。

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氣。

六點半鐘我送牛奶給他，他說：“不要吃。”過了些時，他又問：“是不是牛奶來了?”我說：“來了。”他說：“給我吃一些。”飲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實是吃不下去，不過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強吃的。到此刻為止，我推測他還是希望好起來。他并不希望輕易放下他的奮斗力的。

晚飯后，內山先生通知我：(內山先生為他的病從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沒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來。我說：“日里我問過他，要不要見見建人先生，他說不要。所以沒有來。”內山先生說：“還是請他來好。”后來建人先生來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惱，連說話也不方便。看護和我在旁照料，給他揩汗。腿以上不時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兩個熱水袋溫他。每隔兩小時注強心針，另外吸入氧氣。

十二點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的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抬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陪笑的告訴他病似乎輕松些了。但他不說什么又躺下了。也許是這時他有什么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后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做不知道。輕輕的放松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后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的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從十二時至四時，中間飲過三次茶，起來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煩躁，有好多次推開棉被，我們怕他受冷，連忙蓋好。他一刻又推開，看護沒法子，大約告訴他心臟十分貧弱，不可亂動，他往后就不大推開了。

五時，喘息看來似乎輕減，然而看護婦不等到六時就又給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時她叫我托人請醫生，那時內山先生的店員終夜在客室守候(內山先生和他的店員，這回是全體動員，營救魯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囑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樓上，看見他已頭稍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了幾針也不見好轉。

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連戰斗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他就來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晝呀。而黑夜，那可詛咒的黑夜，我現在天天睜著眼睛瞪它，我將詛咒它直至我的末日來臨。

十一月五日，記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1936年《作家》第2卷第2號)

賞析寫一個人的死本來就難，更何況寫偉人的死，因此，非至愛親朋難以勝任。魯迅生命的最后一天，由許廣平寫來，其感情之真摯，體察之細微，自然無人可以替代。

首先作者善于通過細節描寫來表現魯迅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懷。魯迅給內山先生寫便條一事，作者寫得極細。妻子兩度勸阻，魯迅卻執意不從，在寫不成字的情況下，他“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許久才湊成了那條子。”這是魯迅最后執筆的形象，從細節中我們深感魯迅的堅韌和一絲不茍。看報一節，作者插入了一段回憶，寫他把別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情，甚至比別人還著急，焦急地等待報紙，“急急地披覽”，以至為報紙遲到或沒有看到預定的廣告而“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報紙來了，“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今昔之事相映烘托，更突出了魯迅博大的胸懷。

其次是以情動人。人在生離死別之時最能顯出真情。許廣平一方面寫出了魯迅臨終表現出的深沉的感情，同時也表現了她本人的痛失愛人之感和對黑暗社會的憤怒之情。魯迅曾有詩道：“無情未必真豪杰”。在這死別之時，魯迅對自己的“以沫相濡”的伴侶自然有不盡的牽掛，這情思無需用語言來表達，而代之以動作：“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好幾次，他抬起頭來看我。”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魯迅的依戀和愛意盡在這一握手、一抬頭之中。讀了這些令人心碎的文字，讀者會深深地理解許廣平“那追不回的后悔”。然而許廣平并不僅僅為沒有回報愛人以緊緊的握手和擁抱而含淚深悔，也并不止于對魯迅長逝的痛悼，而且對造成魯迅早逝，百般迫害魯迅的國民黨走狗發出了憤怒的吶喊。在當時，作者自然無法直陳其言，只有借對黑夜的詛咒來表達自己的一腔憤怒。

在結構上，本文雖并不刻意追求曲折，但在質樸、平實之中又頗有起伏，亦足見其匠心。例如開篇的文字，并不單刀直入寫魯迅的最后一天，而是寫魯迅久病之后病狀有些好起來了，更在夢后不久，病體卻大有轉機。甚至寫道“生的欣喜布在每一個朋友的心坎中，每一個惠臨的愛護他的人的顏面上。”然而，這不過是作者的一個虛幻的希望。當讀者被投進魯迅病危、不可救治、溘然長逝這些殘酷的文字里的時候，原來懸在心中的希望頃刻間化為了泡影。這正是文章先從病情好轉寫起所要達到的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