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中，只有具備良心和正義感的新聞記者，才可能獲得勇敢和敏銳，但仍常常會陷入痛苦的境地——有時是采訪到手的新聞發不出去，有時是需要采訪的地方(比如監獄)不準去，甚至有時是監獄那類地方準許去而自己卻失去了勇氣……

我在解放前的采訪生涯中曾數次探監，但記憶最深的還是未當記者之前，所進行過的一次。那是在1933年，我還是蘇州振華女中的高中部學生。由于同給《中學生》雜志投稿的緣故，我結識了在南京金陵大學讀農科的徐盈，用現時的話講，還處于朋友階段。記得那年春天，我接到徐盈來信，講其好友汪金丁(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因受不白之冤，被關進了蘇州看守所。徐盈要我帶他前去探親并給以力所能及的關照。汪金丁這個名字我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時，他和徐盈同在北平參加“左聯”組織的“讀書會”，后來他倆又與蘆焚(即師陀)等人合辦一個叫《尖銳》的文學刊物，金丁常在上面寫文章。蘇州看守所位于盤門附近的司前街，是專關押政治犯的地方，一般人寧愿繞路也不肯走近這座可憎的建筑物。我們振華女中，是個半教會性質的學校，校規很嚴，但名聲頗大。教務長和校長是一對曾留美的親姐妹。她倆為了辦教育，一生都沒有結婚。我平素是學校中的活躍分子，愛管閑事，愛發議論，更愛打抱不平。常受到姐妹倆的訓斥，但訓斥中又包藏著某種鐘愛。因為一則我有些小聰明，二來我父親是個曾經留日的植物學教授，從資歷上與她倆還有點相似。說到我的家庭，既有甘避塵囂的清高，也有息事寧人的軟弱，所以探監的事兒，我根本不打算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我在去信問明汪金丁關在看守所的具體房號后，帶上一些書籍、食品去探監了。我穿著振華的校服——黃色的短衣裙，挑了條最近的路，徑直踏上那濕漉漉的條石臺階，敲開了看守所的大門!面對獄吏的打量，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是澄澈和無畏的。也許這身校服又起到保證身份的作用，我沒有受到過多的盤詰，只是突然被問了一句：“你和那個姓汪的，是什么關系?”不知什么緣故，我這個平素最直率不過的人，此時卻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了個謊：“表兄妹!”說畢，還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幾個。

于是，在簡單的登記之后，我被帶進去了。穿過幾條灰暗的甬道，是“會見室”。我和汪金丁從兩個相對的門，被帶進這間狹長的房屋，當中還隔著兩道鐵柵欄。在獄卒的監視下，我們便開始了第一次見面，模仿老朋友的樣子閑聊了一陣兒。我這人素有“一不做、二不休”的脾氣，既然說是“表兄妹”，那就要裝得更像一些——在以后一個月里，我又去了幾次。誰知沒過多久，就掀起了軒然大波——校長和教務長把我召去，著實地訓了一頓，還威脅說，再若如此，就不許按時畢業。家里在得到消息后，一向溫和的父母也動了肝火。總之，過了很久很久，這場風波才告平息。

1936年我在上海參加了《婦女生活》的編輯工作。不久，沈鈞儒等“七君子”入獄蘇州。《婦女生活》負責人沈茲九恰是我在松江女中就讀時的圖畫、手工老師，她要我去蘇州采訪“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著名律師史良，并讓我帶著一封《婦女生活》的介紹信，證明我是史良的“表妹”。于是故地重游，我又以“表妹”身份采訪了史良。不久，《婦女生活》登出了我的《史良訪問記》。

1946年我在北平，曾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單人匹馬闖到了解放區張家口，通過五六天的采訪，歸來寫了一組題為《張家口漫步》的特寫，刊登在《大公報》上。這又捅了馬蜂窩。在國民黨的筆下，張家口一向是“共匪”控制下的牢獄。如今經《大公報》一宣傳，竟然一派陽春景象!況且，我去張家口，事先根本沒得到政府的許可!事后，軍調部中，國民黨方面代表兼秘書長蔡文治將軍，曾當著新聞界大庭廣眾公開質問：“彭子岡，你的文章真有煽動力，你是不是共產黨啊?!……”

探監，僅是我在舊社會中采訪的一個方面。因是在政治高壓下探視自己的朋友或同志，這就不僅需用紙筆，必要時還得拼上血肉!正因如此，所以常能留下深刻的記憶，并能與探視對象結下終生的友誼。金丁幾十年來是我們家的常客，前幾天還拄著拐杖跑來興奮地“報告”——一是紅茶菌使他白發轉烏，二是準備把當年的鐵窗生涯和浩劫中的遭遇寫成長篇小說《在特種監獄里》……最忘不了的是1956年隨她出訪印度那一個月的朝朝夕夕。《張家口漫步》中提及的解放區諸多文藝界人士，不少人成了我和徐盈在解放后的摯友，并一起沖風冒雨接受時代的考驗。就連當時處在對立面的蔡文治將軍，去年從客居三十年的美國回來探親訪問時，還特意通過政協友人向我轉來誠摯的問候……

我常想：什么是記者的幸福?通常，見到自己準確、生動的采訪文章及時地發了，那就會感到幸福。而現在，我仿佛感受到的是境界更高一層的幸福——自己曾作用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又反過來作用于自己……

(病床口述，徐城北整理)

(1981年《人物》第5期)

賞析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在一般人眼中，有時是權力或勢力的象征，是很風光的，但在子岡看來，記者，應是社會的良心和正義者。這篇《探監》，就記載了這位有良心和正義感的新聞記者一個特殊方面的幾次采訪和感受。

選材典型獨特、主題鮮明深刻，是本篇的突出特點。這里所謂的典型可從兩方面看。首先，記者采訪本是多方面的，但作者僅僅選取了“探監”這一特殊的內容，因這一特殊內容最能表達作者作記者的深刻感受：“因是在政治高壓下探視自己的朋友或同志，這就不僅需用紙筆，必要時還得拼上血肉!”這一深刻感受也正是本篇所要表達的主題，極富教育意義;其次，所選探監采訪的三個具體事件都很有代表性，并且，雖角度不同、各自獨立，但又有相當嚴密的內在聯系。第一次是1933年未當記者前的一次探監，雖是私訪朋友，但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社會影響。第二次是1936年以《婦女生活》編輯的身份采訪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雖作為女性生活范疇審視，但其影響當然不會局限于女性世界。第三次是1946年作者以《大公報》記者身份探訪了解放區張家口，這個被國民黨視為“‘共匪’控制下的牢獄”，進一步深化了探監的意義。三個事件被作者以都是為著正義的事業這條紅線貫穿一起，共同烘托了主題。

夾敘夾議手法的運用是本篇另一突出特點。開篇即亮出作品存在的基點：特殊職業的記者的特殊采訪，然后分別記敘了三次具體的探監采訪;點明主題后，仍以議論作結，突出主旨，給人以教誨。這樣，本篇內容和形式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特別值得欣賞的是這里的敘述和議論很有特色。敘述不是就事論事，議論也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說教，而是表現為：以議論式獨白貫穿全篇，突現出了主人公的形象，增強了本篇作為散文小品的形象性，作品的個性頓生。我們在體會作品深刻思想的同時，不也欣賞著一位有獨特氣質的女記者的形象嗎。她，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雖然還是女學生，但其富于正義感、敢作敢為而且很機智的性格已躍然紙上。第二次相見，她更富于斗爭經驗了。第三次站出來時，帶一身凜然英氣令人敬慕。總之，在她身上，沒有恐懼、絕望，她那對人生真諦的執著追求，表現了一位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情懷。接近人生和革命是女作者一生的寫照，她也因此贏得社會各界的誠摯和尊敬。

本文沒有浪漫的幻想、飄逸的意境、雋永的情思，但一股英爽之氣、直視人生的品格令人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