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之和老婆拉上關系，不是我的創造發明。咱們的老祖宗早就預約過“書中自有顏如玉”，即書中有漂亮的老婆，而且還有“千鐘粟”“黃金屋”，連烏紗和官邸都準備好了，只消努力地讀那“御準”的書就是。這真是一個美妙之極的前景，怪不得歷代以來，成群結隊的讀書人循著這條仕進之路，急急忙忙推推搡搡吵吵鬧鬧地朝山進香似的擠到那條窄道上去。“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嘛，而天恩浩蕩的結果，是英豪們的“盡入彀中”，脊梁骨不容易伸直。自然，也有在經了事實的教訓后，逐漸伸直起來的，如乾隆進士、官至濰縣知縣的鄭板橋，因憫民而請賑獲罪，便辭官賣畫，孤傲狂放，成為一“怪”，——在不愿扭曲中仍不得不扭曲了某些言行。又如看不慣司馬氏擅權，高喊摒棄名教、復歸自然的劉伶，竟然鹿車壺酒出游之時，叫人扛了鐵鍬跟在后面，說是“死便埋我”，真是曠達得可以，實則與“乘桴浮于海”并無大異，只不過后者還想有機會“君君臣臣”而“用我其行”，前者不作此想罷了。不管怎么說吧，在那樣的年代，讀書讀到這樣的瘋瘋癲癲，已算是難得糊涂，或頗有點明白的了——他并未為“顏如玉”之類賣盡靈魂。

此外還有一種讀書人，如出身鮮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自幼便“史傳百家，無不跋涉”，“《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并且“才藻富贍，好為文章”，他的讀書，當然不是為了討個好老婆，以他的地位，即便歪嘴跛腳，后宮總是會充盈有余的。然而，除了牧民治國的需要之外，他竟逐漸被漢化而且熱心地推行起漢化政策來了。他禁止士民胡服，要換漢裝;禁止鮮卑語和別的民族語，須講漢語;改鮮卑姓為漢姓，提倡鮮卑人按門第和漢人通婚，推行漢族的典章、官制、禮儀。于是，自蜀漢后主劉禪亡后二百四十余年，中原大地竟在鮮卑族皇帝的統治下“重見漢官威儀”，這當然是漢族的“國粹家”們十分高興的事。不管如何，由此也可見，讀書不但和老婆有些關系，還和比老婆重要得多的事有些關系。

一千五百多年又過去了，事情來了個大大的逆轉，一度燃遍神州大地的讀書熱逐漸有點冷卻，發財熱沖昏了不少頭腦的深層思考，某些尚未有歸宿的候補老婆發生了一點至關重要的位移，某些仍然執迷不悟的候補丈夫還在埋頭讀書，不知其老婆危機之己至。請讀二月二十日《光明日報》上一位姑娘給一位征婚大學生的妙答：



……讀書苦，讀書忙，讀書有啥用場?像你握著筆桿的，不如

討飯，像你這種全世界頂背時的背時鬼，純粹給大學生鬧笑話。文化當不了飯吃，理想當不了錢花。現在的姑娘都吃人民幣，像你這種有筆桿，沒有人民幣的，只有娶個五十歲的老太婆。



這樣的奚落挖苦雖遠非“滴滴香濃”，但這位姑娘還真有點“意猶未竟”，接著為之出謀劃策：



如果你今后娶上老太婆，勸你的兒子不要上大學，讀到小學五年級夠了。現在都有計算機，勸他賣甲魚，那時他就成億元戶了……



有人從理論上分析了在商品經濟初始發展、新舊體制并存階段，分配不公的必然性，只有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新秩序完全建立起來了，才可望根本解決問題。這自然很有道理，而我想略作探討的，卻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一、“讀書有啥用場?”二、“現在的姑娘”是否“都吃人民幣”?三、娶了老婆而不“太”，即不到五十歲，或竟然“太”，即年紀大一些，兒女要不要去“賣甲魚”?

“文革”的時候，讀書不僅具“有啥用場”之疑，而且簡直就是犯罪，許多文化精英就這么莫名其妙地“壽終牛寢”，更多的讀書人仿佛進入了煉獄，煉其永無休止的“罪愆”，煉得內外皆傷。一時之間，愚昧和專橫統治了中國，封建迷信大行其時，搞到經濟欲潰，民不聊生。嚴酷的現實，從反面證實了讀書，也就是知識的一個重要“用場”——醫治愚昧!這位姑娘也許以為自己相當聰明，可以不必等到成了“五十歲的老太婆”才去嫁一個“背時”的大學生，而是老早就物色好了“賣甲魚”的“億元戶”之類，從此可望安富尊榮。然而，眼睛盯著“億元”而嫁，那不叫婚姻，那叫買賣，他可以買你的青春，也可另買一個小老婆的青春。說到底，先前跪拜玉皇大帝，現在改跪趙公元帥就是了。其實是迷信有加，愚昧如故，很需要多讀點書，增長點知識來醫治一下。

再說，“吃人民幣”的姑娘確是有的，卻并不“都”，說“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略同于“武大郎開店”——凡高過自己的都得斬去一截。而且，當今據說是“全世界頂背時的背時鬼”的大學生們，找起老婆來，倒也并不如這位姑娘所設想之困難，事實說明，許多姑娘并不“都吃人民幣”，她們“吃”愛情，“吃”文化，更“吃”理想，趙公元帥左右不了她們的真情。這位“吃人民幣”的姑娘如果前去應“背時鬼”的征婚，恐怕不能入選。

還有，迄今為止，尚未聽說哪位大學生找到了一個“五十歲的老太婆”才能結婚，把“五十歲的老太婆”拉出來羞辱一番毫無必要，且顯然缺德。就算娶個老婆有些“太”，即“年紀”大一些，只要確有真情，也未為不可，所生的兒女去“賣甲魚”，又如何!順便說說，即便賣甲魚，如果多讀點書，可能事業發展得更快，計算機終究代替不了知識。

那么，讀書和老婆，乃至發財，就那樣的水火不相容么?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被日本廣播公司記者譽為“中國大學生村”的天津市南郊新建村，二百來戶農民過去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十年前當其人均收入不足百元之時，竟有眼光和魄力集資二十余萬元蓋小學校舍，辦幼兒園，添置教學設備。自恢復高考迄今，全村已出了二十七名大學生，三十四名中專生，平均每二十個農民就培養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結果怎么樣?到了一九八八年，人均收入達到一千七百元，比十年前增長了十六倍。他們還繼續把孩子送去讀中專、上大學，且認為長學問遠勝于增收入，似乎并不擔心兒子成了大專生后娶不上好老婆。

當然，讀書也并非萬能，讀到呆頭呆腦，脫離實際，不曉世事，乃至目中無人也是有的。但那不能當作大多數讀書人的代表，正如不能視拜金姑娘為大多數姑娘的代表一樣。

社會發展至此，咱們老祖宗的“書中自有”論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挑戰，受到了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的沖擊，這正說明著社會的進步，也說明著教育自身的某些缺點必須認真改進、解決，還說明著改革開放之仍須深入進行，尤其說明著精神文明建設必須與經濟發展同步。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1989年4月28日《羊城晚報》)

賞析以報上一則刻薄的征婚答話為引子，用《讀書與老婆》這樣通俗而又引人的文字為題，作者從日常生活中出現的一個現象入手，去談商品經濟，談教育，談改革開放，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感情濃烈，思想深邃。

托爾斯泰說得好：“藝術起源于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喚起這種感情，并用某種外在的標志表達出來。”當我們讀到《光明日報》上那位姑娘的答話時，誰能不感慨萬端，動之以情呢!可貴的是，作家并沒有停止在感慨上，他在激動之余，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他把自己的感想物化成文字，形諸筆端，正如作家所曾表白的：“我只是愛我所愛和恨我所恨，而又在文字中把這感情表達出來罷了。”這感情是真摯的，愛恨是分明的，而剖析是非常透徹的。對那位姑娘的答話，作者并沒有厲聲責罵和嚴詞批判，而是以一些生動引人的事實和準確、具體的數據，細細加以比較和分析，出語雖有幾分幽默和辛辣，但也使人感到是諄諄善誘而樂于接受。一篇短文，談得如此生動、透徹、全面，如此充滿著辯證法，確是難能可貴。文末一段，作者畫龍點睛地道出了本文的題意：社會在進步，改革開放仍要深入進行，教育必須改革，精神文明要和經濟發展一起抓。讀者讀到這里，也就自然領悟了文中的深意。本文確是做到了所言者小，所指者大的。

文章從古代寫到現在，從中國寫到日本，從皇帝寫到農民，有故事，有史實，有引文，有數字，零零總總，洋洋灑灑，運筆自如，充分顯示了作者駕馭材料和語言的能力。隨筆就是要隨意而寫，自由不拘，但這并不等于漫無邊際地去“信天游”，作家始終是圍繞著改革開放，知識有用這個中心去寫的。文章縱橫馳騁、灑脫不羈，富有生氣，時而鄭板橋;時而“文化大革命”;時而天津“大學生村”，有開有闔，迂回變化，十分耐讀。敘述不瑣碎，議理不干巴，真正做到了敘事、描寫、議論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