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心未平^①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筑臺于姑蘇之左^②，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③，視之以伍員^④，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饑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⑤。畢九層而不奏，且倡^⑥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為王之視也，亦不為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

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羅隱集》)

注釋①越心未平——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敗于吳后，和臣民常懷報仇復國之志。

②姑蘇——指姑蘇山，在今江蘇吳縣西方。山上有姑蘇臺。③一之日——十月后第一月，即農歷十一月，為周代正月。④伍員(yun)——字子胥，春秋時楚國人。因父兄被殺投奔吳國。公元前484年，夫差聽信伯嚭讒言，迫令他自殺。⑤嚭——伯嚭，原為楚國人，投奔吳國后曾任宰相，夫差破越后，他受越國賄賂，勸夫差許越求和。公元前475年越滅吳后，被殺。⑥倡——宣揚。

賞析如果說《救夏商二帝》是羅隱在告誡百王應以歷史上的暴君為鑒，免蹈亡國覆轍，那么這篇《吳宮遺事》則是羅隱為百王提供的又一面昏君亡國的鏡子。

這是一篇寓言體小品文，作者沒有拘泥于史實而從吳國眾多的君臣中選出了三個典型人物：一個昏君的代表夫差、一個忠臣伍員和一個奸臣伯嚭，在姑蘇臺這個歷史舞臺上，讓他們演出了一幕歷史興亡的活劇。據史書載，伍員死于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敬王三十八年(前482)，越國打敗吳國，伍員死的第二年，越國并末入吳。這未必是作者疏于考證，而只是為了使文章更加警策。同樣，伍員與伯嚭登臺奏言的細節也未必完全真實，只是作者為了更有利于揭示歷史本質的真實和使故事情節更加典型化所作的藝術加工。

文中的夫差是個典型的昏君。昏者不明也，不明真相、不辨忠奸。這是歷史上像夫差這樣的一切昏君的基本特征。大凡昏君都不認為自己昏，他總認為自己是無所不曉無所不能天下第一舉世無雙的圣主。在他們看來“四國畏王，百姓歌王”的升平盛事是理中之事，所以一旦像伍員這樣的忠臣說出了“王之民饑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的刺耳真言，便馬上變得“不悅”起來。昏君雖然昏，但他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利，臣子們的生死窮達都取決于他的悅與怒。偏偏又有那么一些人，看重個人的官祿甚于國家的安危，所以朝廷里就出現了像伯嚭這樣一些被稱為奸臣的人，他們為了取悅君王，可以誣陷忠良，可以顛倒黑白，這樣一來，昏君便真正昏了起來，成了不明真相的聾瞽之人。他因不辨忠奸而不明真相，又因不明真相而不辨忠奸。作者以極其洗煉的筆觸和高度的概括力，通過對夫差的刻畫，揭露和鞭撻了歷史上所有的昏君。

伍員是文中忠臣的形象，作者著意表現他憂國憂民，心急如焚的情態和直言不諱剛正不阿的品格。文章特別寫了伍員向吳王上奏時的一個細節：九層臺階他“未三四級”就急不可待地開始講話，僅此四字已將伍員對百姓疾苦和國家安危的憂慮、不安和焦急的心情和盤托出。他對所了解的局勢毫不隱諱，“饑”、“疲”、“危”三個字，字字千鈞，尖銳地指出了局勢的嚴重性。又綴之以三個“矣”字更顯得語氣沉痛之至。他這樣做引起了吳王的不悅，并因此丟了官職，但是他沒有屈服也沒有隱退，當他聽了伯嚭歪曲事實的奏疏后，而是義正辭嚴地予以揭露和痛斥，指出伯嚭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往上爬，而不是君國和百姓的利益。這真是一針見血觸到了伯嚭的要害，是為君國百姓著想還是為自身欲望考慮，這正是忠與奸的一個分水嶺。

作者對伯嚭奸臣形象的刻畫是在與伍員的對比描寫中完成的，“畢九層而不奏”與“未三四級，且奏曰”相比，突出地表現出他那種根本不關心民生疾苦和國家安危的悠然的態度和虛偽的人品。他那與伍員完全相反的阿諛奉承的奏詞更顯示出這個人骯臟齷齪的靈魂，那對伍員顛倒是非的誣陷又反映出他的奸詐卑鄙的伎倆。作者在其“曰”前置一“倡”字，十分生動地寫出了這個奸臣騙人時大言不慚厚顏無恥的丑惡嘴臉。

在文章的結尾，寄寓了作者對歷史經驗沉痛的總結和對當政者懇切的告誡：伍員的死，伯嚭的用事與吳的亡國聯系在一起，意味著君王對諛辭讒言的聽信和對忠言諍語的拒絕，將要付出極沉重的代價。

文章于微小的篇幅之中，抓住人物最富于特征的言行進行刻畫，寥寥數筆生動地寫出了封建官場中的三種不同類型的人物，作者通過這些富于象征意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所寄寓的歷史教訓無疑對歷代的為政者都是一個明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