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元年的新年，我在紹興初級師范學校。

陰歷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飯時分，我們的學校得到消息，說“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陽歷，今日就是陽歷的元旦。”

午飯以后，校長周豫才先生召集全校學生談話，對于陰陽歷的區別，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陽歷的用意略有說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慶祝;教務長范愛農先生還補足一句道：“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開元寺。”

大善寺和開元寺都在紹興城里，每年元旦，兩寺照例市場化了的，游人挨肩擦背，擁擠異常。除了買賣食品和玩具以外，寺的本身可以玩的，在大善寺有大善塔，在開元寺有羅漢堂。你進羅漢堂的時候，如其是左腳先進去的，就從左邊一二三四的數過去，右腳先進去時便從右邊數過去。羅漢堂里有五百尊羅漢，你只要從左邊或右邊數到你新年歲數的一尊，例如你新年十八歲便數到第十八尊，你站住看看那尊羅漢是個甚么樣子，你便對于你今年的運命的窮通得了一點啟示。

大善寺是蕭梁天監年間舊物，曾遭火災，破爛不堪。塔頂上長了大樹，群鳥早出晚入，噪聲一片。大善寺本在鬧市中心，元旦日的大善寺又是市場化了的，所以就在塔下也是游人如織。例如有賣糖的，唱戲說故事，引動多少小孩子，發問：

“你們說這大善塔是從下造上去的呢，還是從上造下來的呢?還是怎樣造的呢?”

“從下造上去的。”大部分小孩子這樣回答。

“不是!”

“那么從上造下來的!”大多數調皮的孩子回答。

“也不是!”

“你說怎樣造的呢?你說!”大家都氣憤憤的。

“先在地上造好了橫放著，然后整條豎起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小孩們覺得實在調皮不過他。

元旦的大善寺和開元寺是這樣的狀況。但是在民國元年陽歷的元旦，難道也會有這種狀況嗎?我們在學校里面，午飯時候才得著消息，一般民眾難道也同時得著消息，一得著消息就會到那兩個寺里去買賣食物玩具并游逛的嗎?我心中這樣懷疑，但少年腳步不值錢，說話間就同二三同學到兩寺走了一轉失望著回來了。

“天下哪來這樣容易事!到明年的元旦，那時全國已實行了一年的陽歷，開元寺大善寺一定也改在陽歷元旦熱鬧了!”我那時自己覺得是老大哥，比誰也懂得人情世故，老實不客氣的預約了一年之期，同時以為這種失望是完全無益的。范教務長何嘗不知道，不過他也和大善塔下的賣飭者一樣，和我們小孩子調一下子皮罷了。

轉瞬第二十五個元旦又到了。那時自以為老大哥的，用二十五年的經驗證明起來，無非是一個真正的小孩子!同時事實告訴我，大善寺和開元寺，二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會錯誤的，依然在陰歷元旦熱鬧。真正小孩子的頭發已經花白了，個人的從少到老，由社會的立場看來，真不過是一瞬!也許再過一個二十五年，兩個二十五年，小孩子已經由衰老而化為塵土了，大善寺和開元寺依然在陰歷元旦熱鬧。

(1936年《宇宙風》第8期)

賞析這是一篇風格清俊、韻味雋永的記事、抒情隨筆。作者孫伏園是“五·四”時代遐邇聞名的文藝報刊編輯。他以一個老報人慣有的留意時事、關念國情的素性，以圓熟、洗煉的素描筆觸，通過追憶與抒感，寫下了少年時代民國初建，始用陽歷元旦那天的遭遇與感想。邇后，年復一年地每逢陽歷元旦總有同樣的印象和興感，含蓄而深切地抒發了自己多年潛在、郁積心田的悵惘情懷。

本文刻繪人物栩栩如生，布局行文也別具匠心。所記兩位老師，一位豫才先生，即魯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后，浙江杭州、紹興隨即光復。此年11、12月間，魯迅接受了在他家鄉紹興主政的革命黨人王金發的邀請，任山(陰)會(稽)初級師范學堂監督(即校長)。另一位范愛農老師任監學(即教務主任)。魯迅在《朝花夕拾·范愛農》一文中說過，當時，范愛農在校“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本文生動地記下了兩位師長在第一個陽歷元旦那天，如何默契配合，熱心教學的往事和姿影，筆觸簡勁，神態逼真，好比一幀剪影。老師在新的節日里的興奮、愉悅，學生對師長的欽敬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但寫到學友的言行、神態時，文筆倏然暗轉，追憶起同學們每逢舊歷元旦那天的表現。它模擬少年學友的天真姿態和稚氣口吻，細膩、動人地描述了他們在鬧市中心地段盡情玩樂游賞的歡快情景，不論在開元寺數羅漢，還是在大善寺講造塔，其樂陶陶的天趣，真純無邪的童心，都寫得稚態可掬，躍然紙上。配合人物的舉止言笑，還著重刻繪了古塔“破爛不堪”的蕭條景象。“塔頂”長樹，“群鳥”飛鳴，寥寥數筆，卻情景交融，令人神往。

本文在具體、生動地描繪了人、事、地交織的生活實景基礎上，進一步以實引虛，有力地抒發了深沉的觀感，將積累多年的失望之情，化為一種憤激和喟嘆，顯示了對社會沉滯的憂念和除舊布新的憧憬，筆致深密，語短情長。總之，全文詞語簡潔，行文自然，狀人、敘事、描景、繪物兼有，還深抒了憂時傷懷的郁憤和感慨，堪稱言簡意賅、口小線長的短制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