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文學的緣分很淺，但也可以說很深。從很小以來，我便對它懷抱著興趣，但常常因了別的緣由，不能不與它疏遠，甚至于把它拋棄。

起初為了革命，我曾經拋棄過它;后來為了流浪，也曾經拋棄過它;現在為了生活，又不能不拋棄它——因為“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這句話里面所含的意義，我是體會過來的，雖然在精神上我依然對它保持著十分的親切，廿年來有如一日。

說句老實話，我向來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學是沒出息的人干的玩意兒。世界上最勇敢最實際的是行動，最聰明最深刻的是沉默——積極和消極都有同樣的偉大性，而文學卻只能“說話”!

但倘若連說話都不能隨便說了的時候，我便會覺得聰明而深刻的沉默只是恥辱，而說話也便成為勇敢實際的行動之一，非要說幾句不可。然而我竟沒有說。文學呀文學，莫非我終究要與你絕緣了嗎?

倘若真能如此，倒也未嘗不是好事，然而這在我明明是不可能的，我從心的底里深深地愛戀著它。那么，我難道將披著長發，銜著煙卷，對于自己感傷著，對于世事憤慨著，唱唱詩歌，說說風涼話，寂寞而無聊地過這一生嗎?我希望不是這樣——女神Verdandi將給我以光明的啟示。

(1934年生活書店《我與文學》)

賞析這是一篇談文學與生活的小品文。寫本文時作者還不到30歲，但已在詩歌、小說、散文創作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著作在新文壇已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國民黨政府對進步文藝的摧殘，許多革命作家先后被殺被關，自己生活也極不安定。這就引發了他對文學與生活關系問題深深的思考：文學的功能倒底是什么?作家們能否借此道以“安身立命”?作家的神圣使命應當是什么?

關于文學的作用問題，當時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文學可以救國，奉之若圣，作家們自作多情，乃至把文學抬到無比的高度，卻不知“文學不能安身立命”的實際情況和局限性。另一種則認為文學救不了國，當不了飯，是毫無用處的東西，有的竟認為可以取消。

作為小品隨筆，本文對文學的功能問題沒有進行全面詳細的論述，而是從小處切入，管窺一斑，娓娓道來，意在言中。文章第一層從日常生活談起，自己從小深愛文學，興趣很濃，只是由于一些“別的緣由”，不能不疏遠它乃至拋棄它。這“別的原因”，也就是第二層所述，文學家不能像實際戰斗者一樣，可以用“最勇敢最實際”的行動表達愛憎，而只能靠筆墨表達愛憎。因此，進步作家不能“沉默”，必須“說話”。但一“說話”就免不了產生糾葛，沖撞時政，得罪權貴。因此，敢不敢說話就成了大問題。第三層意思進一步講“別的原因”，特別指出當時的情況，是“連說話都不能隨便說了的時候”，也就是毫無言論自由的專制黑暗時代。作為革命作家更不應沉默，而必須敢想敢說敢怒敢罵敢寫;仗義執言，敢于“說話”，正是“勇敢實際的行動”的標志。作者自感在“非要說幾句不可”的時候，“竟沒有說”，既是自謙自責之辭，又足以透露當時反動高壓的嚴酷。“莫非我終究要與你絕緣了嗎?”一句，既照應了前文，又深透出不甘寂寞，斗志猶存，仍要“說話”的心聲，——事實上，寫作本文不就是在“說話”嗎?

這篇小品文的結尾，采用雜文筆法，幾經曲折，迂回反復后吞吐真言。倘若真不“說話”是“未嘗不是好事”，當系反語;“明明是不可能的”誠屬核心之筆;而從“對它懷抱著興趣”，到“精神上我依然對它保持著十分的親切”，再到“從心的底里深深地愛戀著它”，層層深入，無疑是發自內心的真切感受。怎么辦?作為作家及戰士，作者自然不希望過碌碌無為的日子，而是希望“女神Verdandi將給我以光明的啟示”。這一句真是傳神之筆，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含蓄而巧妙地解答了疑竇。作者明知“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破除了文學高于一切的神圣觀點，讓文學從象牙塔中走了出來;又表達了自己將一如既往，以文學為武器堅持戰斗的信念。

本文內容豐富、深刻，顯示對時代憂患和作家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注，以及自己與文學事業心心相連的思想情感。文章俊俏雋永，感情真實，對文學的作用既不夸大，又不否定，談論時，放得開收得攏。文中既有含蓄的深沉之筆，又有輕快形容的俏皮之言;結尾更以等待女神啟示作結，避開了一般化的結論，顯得聰明過人。文章還采用對比、假設、形容、反語、諷諭等多種修辭手法，顯得敏捷而不輕浮，自由而又切題。本文不愧為一篇不可多得的隨意揮灑卻又入題入味的優秀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