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難^①，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覿不復(fù)辭，一揮而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②餉之，覿亦不辭。其后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在虜營也，順天為己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覿無以應(yīng)，聞?wù)呖熘?/p>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朱文公文集》)

注釋①靖康之難——靖康，北宋末代皇帝欽宗年號。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虜宋徽宗，宋欽宗回北國，歷史上稱“靖康之難”。②大宗城鹵獲婦——“大宗城”，指金統(tǒng)治者的同姓權(quán)貴。語出《詩經(jīng)·大雅·極》：“大宗維翰，小宗維城”，大宗，強族。“大宗城鹵獲婦”，指金人同姓權(quán)貴所虜掠的華人婦女。

賞析孫覿這個賣國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摘南宋人的記述，歷數(shù)其罪，罄竹難書。史稱：“怙惡不悛”“人人鄙之”。而朱熹《記孫覿事》，卻集中記他向金人寫降表一事，此文短小精悍，如投槍匕首，似聚光鏡頭，充分透示，剖析了他的丑惡靈魂。

文章的寫作特點是以凝聚、精煉，老辣之筆，通過映襯對比之手法，使其賣國求榮的丑行穢跡昭然若揭。始則對金人逼欽宗寫降表之事，一筆寫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為解”;一筆寫孫覿“覿不復(fù)辭，一揮而就”。這是以欽宗與孫覿映襯對比。欽宗被逼無奈，曲與周旋，苦恨悲抑之狀畢現(xiàn);孫覿則不辭不拒，“一揮而就”，一馬當(dāng)先，大有“當(dāng)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氣概。其投機取巧之用心畢顯。繼則降表寫成，朱熹對這一賣國之文的評議：一筆述其內(nèi)容之丑：“過為貶損，以媚虜人”，一筆贊其文辭之美：“詞甚精麗，如宿成者”，這是對其文“內(nèi)容”“形式”的反差對比。似贊實貶，似揚實抑。“如宿成者”，蘊含極深，力透紙背。可見其賣力盡心，極意獻媚，流于肺腑，發(fā)至骨髓。三則寫金人對其賞賜，以虜掠的華人婦女“餉之”，而“覿亦不辭”。一方是同胞姊妹被凌辱;一方孫覿竟欣然接受，感恩戴德，這一映襯，更揭其恬不知恥，禽獸之心。更其妙者，朱熹進一步記述其賣國理論;孫覿“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他竟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且引經(jīng)據(jù)典。細研其謬論有三層：一媚金人侵略為順天理，合時運。可見其思想感情，政治立場，已墮落為徹頭徹尾的胡子胡孫。二自詡為識時務(wù)之“俊杰”，似有獨識之“慧眼”實為民族之蠹蟲敗類，三則引孟子之言;似奉行儒學(xué)儒道，儒雅風(fēng)流，實則不知天下“羞恥”二字;與孫覿的“宏論”相對比的是，有一人僅以兩言冷語戲之：一曰：“子在虜營也，順天為已甚矣”，你在敵營中，順天確實順得太過分了，一曰：“其壽而康也，宜哉”，你能長壽而安康，真是應(yīng)享有這個福氣。朱熹這兩段記言，一繁一簡，簡者嫉惡如仇，入木三分，浩然正氣猶存;繁者滿紙荒謬悖逆，卑劣至極。對比之下，善者愈顯其正，惡者愈顯其邪。最后，朱熹又推進一層，拿孫覿與全社會的人民對比：一筆寫“覿無以應(yīng)”，一筆寫“聞?wù)呖熘保瑢O覿是“慚”、是羞、還是洋洋自得，且不管它，而他的丑行穢跡，不脛而走，為全社會眾目所視，千夫所指，口誅筆伐，何其快哉!文章結(jié)語云：“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乙巳”是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劉晦伯”，名爚，朱熹的學(xué)生。這個結(jié)尾，以干支記年，言之鑿鑿，用史筆筆法針砭其事，將孫覿永遠識訂在歷史的羞辱柱上。

這篇200字的短文，作者從不同角度通過種種對比映襯，連推出五層，逐層剝脫，步步深入，既伐其行，又誅其心，使這個賣國賊曝光于千秋萬代。值得提出的是：無論對比與映襯，無論記言與記行，絕非客觀，冷漠之筆，而滲透了作者極濃烈的感情色彩。對比之中，既有強烈的反差效應(yīng);字里行間又飽蘊作者切齒之恨，忠憤之氣。讀完此文，孫覿的可恨可殺，自不待言，朱子的嚴正義態(tài)，也使人肅然起敬。可謂：“鐵肩擔(dān)道義，妙手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