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孩子因腎功能衰竭夭折已三年多。他25歲的青春剛閃光就熄滅了，宛如一個油氣已罄的打火機發出的火星。他死后，除留給我這個孤老一片無邊的凄清之外，還有十幾本日記——他懂事以后，在我的“身教”下，也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

我實在沒有勇氣去翻閱他的日記，因恐觸發我漸已麻木的悲酸。但前些時梅雨剛過，春光轉暖，清曬雜物時信手翻閱了他1981年亦即他18歲時那本日記，他那時病情較穩定，眼看國家撥亂反正，百廢俱興，他的同齡人升學的升學，就業的就業，整個生活在沸騰，而他以病弱之身只能在家吃閑飯，頗有一種“斯人獨憔悴”的頹唐，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語多苦澀。但忽然在一頁日記起始，露出歡欣的閃光了：

“呵，我還是能工作的!我還是有用的!爸爸已經在學校里為我謀到一個收發的崗位，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真高興，我一定好好干!我要證明自己沒有白活!”

他何嘗知道這是我這個做爸爸的“愚弄”了他呢!他那份“工作”，其實是我在無奈中和幾位好心人共同籌劃的把戲，是為了鼓勵他活下去的巧妙安排——使他有病的身心有所寄托，有所藉慰，征得關云錦校長的同意，安排他在武師分院收發室幫忙，名義上是個“工作人員”了，而他那份工資，全部是由我的工資扣出轉帳撥付給他的。此事是“保密”的，除財務科經辦人知情以外，秘而不宣，墾兒自己自然蒙在鼓里，直到1988年他死時，我仍不忍對他說破。

然而，他“上班”后十分高興，精神面貌為之一振，十分欣幸于自己“有崗位了”，不再是“待業青年”了。為了報答，也為了確證自己不是廢人，積極有加，原先大捆的圖書是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收發室提取的，他到任后的新猷之一是自己扛到圖書館去，以至圖書館的人連對我這個做老子的人也一并表揚了：“你兒子真熱情負責!”我感慰之余，也曾示意他不要勞累傷身，但他說了：“既然做事，就該做好，我不能掃您做爸爸的面子嘛!”我只好以苦笑表示我的無言哀憐。后來心地善良的曾莉會計師于心不忍，向我提出：由她出面向校部建議，孩子也該同工同酬，應按合同工給他支付一份工資，不再由我的工資扣轉，這才不違情理。但我堅決謝絕了這份好意，我認為讓他“假碼工作”，不過是配合他藥物治療的一種心理處方而已，不該讓學校增加開支的。

當時學校逢年過節，教職員工照例有一份“福利肉蛋”之類的，墾兒是編外的編外人員，當然不能沾光，我怕此事露餡后傷他的心，只好到集貿市場采購同量的一份，哄他說你那一份已發到系里我領回來了，他吃得分外甘馨，認為畢竟通過自己的勞動掙來一份福利享受了。還勸我多吃。聽到他這些話，我的筷子就變得格外沉重，但還是笑嘻嘻地夸他有出息。

就這樣，他十分賣力地“干”了兩年，帶著“報國有門”的純真。直至后來病發又住了院。

他死了，他畢竟帶著“我曾經工作過”的微未滿足而辭世的。在他短促而又多難的一生中，也算迸發過一次青春的閃光，懵懂的，然而真誠。

(1991年4月23日《武漢晚報》)

賞析這是一篇發自深心的悼亡文。也可以說是一篇如泣如訴的祭文——一位老年的父親在祭奠他短命的兒子，一位明達的老教師在祭奠一個逝去的時代。

然而，人們從此隨筆中讀到的不是悲酸，而是曠達與自豪，讀到一老一少兩代人如何招架苦難，又如何體恤時艱的。

作者所憑吊的亡兒，從其亡故時的年齡推算，就知道他降生于60年代，又從作者的教師身份推想，這個書香門第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其“斯文”肯定曾用來“掃地”，這個已逝青年肯定會隨其父親的華蓋運有過辛酸的童年，病弱的身體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宗遺產，這一點，文章雖然沒有明說，但盡在不言中。

但這個青年生前是有教養的，在其父的熏陶下不間斷地寫日記就是一證。“參加工作”后，居然有他的“新猷”：主動把原該待領的大捆圖書每天送到圖書館。這就是他對社會的一片反哺之情。雖然懵懂，然而真誠。這一細節既震撼過知他愛他的父親，寫出后也感動著惋他惜他的讀者。這個被疾病折磨得“宛如一個油氣已罄的打火機”的青年，雖無力燃燒了，然而仍艱辛地發出星星的閃光，欲以證明他的青春不甘虛擲。這是對生命的歌頌，對青春的敬禮!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后道德廢墟亟須重建的當年，更顯得可貴。

這篇隨筆以真實而又真切的筆觸，抒發著一位老教師對獨子的舐犢之情，為祖國的分憂之誠。為了撫慰病兒報國的渴望，又考慮到學校不能招收一個病弱者從業的現實，無奈而又善良地與校方合謀設計出一種自費兼義務的就業方式，讓兒子蒙在鼓里忘我地服務，而領的是父親暗撥的“工資”。而在造成“上班”的既成事實，這個小收發的工作已贏得上下交贊之后，這位做教師的父親仍謝絕同事幫助其子“轉正”的可能，這是多么辛酸而又多么高尚的長者之風和赤子之心!

老年喪子，向來被認為人生三大不幸之一，這篇文章沒有僅僅沉緬于對這種不幸的傾吐，而寫出了一個老教師對傳統道德的皈依，對社會道義的遒循，因而不但是感人的，而且是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