禇公于章安令，遷為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①，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人物?”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重客，權移之。”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脩刺詣公^②，更宰殺為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世說新語》)

注釋①吳興——在浙江省北部，三國吳為吳興郡治。②脩刺——遞名帖。

賞析這則故事，以較強的戲劇性反映了等級社會中以貌取人的勢利嘴臉，同時也表現了一位比較超脫、看破世事者的名士風度。

這則故事的戲劇性由誤會產生：褚公是一位“名已顯”而“位尚微”的人物，夜投錢塘亭住宿，適值吳興縣今沈充前來，亭吏便把褚公趕到牛棚。不久，沈得知牛棚中之“傖父”乃堂堂名士褚季野，便慌忙脩刺，為饌，且鞭亭吏以謝罪。

在一個以權勢為軸心的等級社會中，人的本身價值得不到同類的尊重，亭吏見褚衣著寒酸便目為“傖父”，為討好縣令，便把他從亭中趕到牛棚;而一旦得知其名位便立即刮目相待，視若上賓。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就在這種“天經地義”的陳腐觀念中循環往復，這也正是其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這一帶有戲劇性的故事本身并無多少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寫出了一個不以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為意的高人形象——褚季野：亭吏把他趕到牛棚，他安之若素，縣令向他賠情謝罪，他也不動聲色。即使在酒席宴前，他仍“言色無異，狀如不覺”。那么，他何以要舉手自報家門呢?那并非要自我炫耀，他是想看看人們嘴臉的變化，瞧瞧人生舞臺上的一出小戲借以開心。褚季野早就看透了這個重名不重實、重權不重人、重假不重真的社會的本質，他的戲劇性變化的遭遇是一種社會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必然，因此任爾變幻，我自不動聲色，更不動心動情。褚季野確實是比較超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