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將文學的本質完全歸結于性戀的理論，固然偏頗。但表現性的吸引和愛的追求的文學作品，在古今中外都占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卻是一個確鑿不移的事實。民間歌謠尤其如此。

《子夜四時歌》的“春歌”就是一首妙齡女子懷春的心曲。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人們熟悉的言論：“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這首小詩看來是屬于“有我之境”了，因為在詩中描繪的各色春景，莫不沾上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的性愛的色彩。“春林花多媚”，看來只說了一個事實，春花當然是美麗的。然而在這里，“春花”又非“以物觀物”的春花，它還含有愛情勃發的喻意(注意“多媚”二字)，是性愛的象征物。魯迅幽默地說過，花是植物的性器官。詩中少女當然不可能理智地認知這一層意思，卻本能地感悟到春花的“多媚”，與自身的成熟有著某種微妙的同構之關系。所以她在贊美春花多媚的同時，無寧是在高聲贊美著初長成人的自己。“春鳥意多哀”，似乎有點違反人們普遍的感受，倒是陶淵明的“斂翮閑止，好聲相和”、“晨風清興，好音時交”更近于春鳥給人的通常感覺。可見這里是“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了。古代女子深閉幽閣，春來不免有蘭閨寂寞之感，恰如杜麗娘面對春景感傷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當其聽到“生生燕語明如剪，嚦嚦鶯歌溜的圓”，不由得越發悲哀，轉而又移情于物，連鳥語也似乎為之不歡了。

詩中最妙的還是關于“春風”的最后兩句。在六朝樂府中，“春風”一辭多積淀有戀愛的意味，或象征撩人的春情，如“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鮑令暉《寄行人》)；或直接象征所愛，如·“春風難期信，托情明月光”(《讀曲歌》)。此詩則偏重后一意。“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春風掀動人的衣襟，本來是游賞活動中的極其偶然的、極其平常的事體，而懷春的少女卻把它看作一個好的兆頭。大抵癡心的人總是有些兒迷信的，如果“幽人將邃眠，解帶翻成結”(韋應物詩)，那預兆顯然是對為相思煎熬的人不利的；而“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則似乎是一個將有好合的預兆。在這里，少女在她的白日夢中，分明將“春風”想象成一位真實的愛人，一位多情的翩翩少年，他在溫柔地撫愛她，而她亦將“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碧玉歌》)了。在這里，詩人已給我們活脫脫畫出一個妙齡而癡心的少女的形象，宛如看見她那嬌媚而迷惘的神情。二十字能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描寫，而且是運用著最自然的口語，不能不令人叫絕。

在同一時期產生的《讀曲歌》中還有一詩與此構思相同：“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云。春風不知著，好來動羅裙。”但在語言音情上則較此詩遜色。此詩在句式上的特點是前三句同紐(即“春林”、“春鳥”、“春風”首字同)，末句宕開，在重復中有推進，自然中見意匠。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這個“春”字在詩的前三句句首的反復運用。雖然迄今難以確知是誰第一個將春色來比芳年，從而使后人將春情作為性覺醒(或性愛)的代名詞，然而我們仍可以指出其中一些特出的成功的范例，子夜“春歌”便是這樣的一首。它反復地、有變化地通過春花的媚(象征少女的媚)、春鳥的哀(象征少女的“哀”)、春風的多情(象征少女的多情)，總之是一連串的春意，三個“多”字，有力地突出了青春少女性的覺醒，愛的萌芽。這樣集中，又這樣繁復，隨著詩人的生花妙筆，讀者分明感到少女的內心世界的向外擴散，她那強烈的主觀感覺已充塞天地，擁抱了整個春天。詩中之情可謂癡率天真，艷而不“色”。正是在這種初覺醒的意義上，我們同意鄭振鐸的這樣一番賞評：“在山明水秀的江南，產生這樣漂亮的情歌并不足驚奇。所可驚奇的是……只有深情綺膩，而沒有一點粗獷之氣；只有綺思柔語，沒有一句下流卑污的話。不像《山歌》、《掛枝兒》等，有的地方赤裸裸的描寫性欲。這里只有溫柔而沒有挑撥，只有羞怯與懷念而沒有過分大膽的沉醉。故她們和后來的許多民歌不同，她們是綺靡而不淫蕩的。她們是少婦而不是蕩婦。”(《中國俗文學史》)這首春歌便著重靈的抒寫，而沒有多少肉感成份(雖說在愛情中“肉”自然重要)，具有一種浸人心脾的清新純真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