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以生為

【原文】

民之饑，

以其上食稅之多[1]，

是以饑。

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2]，

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

以其上求生之厚[3]，

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于貴生[4]。

【注釋】

[1]食稅：征收的稅斂過多。

[2]有為：指繁苛的政治，或統治者強作妄為。

[3]求生之厚：生活奉養過于豐厚。

[4]賢：勝過，超過。貴生：厚養生命。

【譯文】

人民之所以會遭受饑荒，

是因為統治者榨取吞食賦稅過多，

故而遭受饑荒。

老百姓之所以難以治理，

是因為統治者多欲暴斂，

故而難以治理。

人民之所以輕死去冒犯法律，

是因為統治者奉養奢侈，將民脂民膏都搜刮凈了，

人民無以為生，故而輕死去冒犯法律。

只有不追求生命的豐厚而又有所作為的人，

才比珍貴自己生命的人更勝一籌。

【解析】

這一章順承上一章繼續講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對抗。我們都知道自從階級出現之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是不可調和的，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旦統治者以人民的利益為重那么人民生活就會富足幸福，國家太平安定，統治者的統治地位就會穩固。與此相反，如果統治者追求自身的安逸，而不顧人民的死活，對人民大加盤剝，人民就會輕生進而鋌而走險，不惜一切代價反抗統治者的壓迫，而統治階級也會不甘示弱，對人民施以嚴酷的鎮壓，最后以你死我活而告終。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老子在此以直截了當的言詞揭示了人民忍饑挨餓的原因，人民之所以要忍受饑餓的煎熬，并不是因為人民懶惰，收不到可供解決溫飽的糧食，而是因為人民的糧食都被貪婪、淫逸的統治者盤剝殆盡了，所以人民不得不忍饑挨餓，日子過得不堪其苦，繁重的賦稅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又無食物滿足人民基本的溫飽需求，所以人民起來反抗也是很必然的事。正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對于人民的反抗，統治階級不可能無動于衷，他們會想盡各種酷刑來對付人民的反抗，即老子所說的“以其上之有為”，這里的“有為”是指統治者的強作妄為，統治者強作妄為結果會怎樣呢？當然是“是以難治”。人民難以治理是統治階級的原因，是統治階級的妄為和蠻橫導致的。人民難治了又會產生什么結果呢？毫無疑問那就是國家的混亂，直至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被顛覆，這是統治階級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可他們又不知道這其中的原因，老子在此以直截了當、明白易懂的言語向統治者作了細致入微的剖析。他為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其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人民的生活尋找一個幸福的出口，而不是永遠捆在統治階級的妄為、高壓之下。

這一章老子又提出了“民不畏死”的問題，人民為什么會不怕死，為什么會輕視死亡呢？上一章我們已作了闡釋，在這里老子再一次提起，起到了強調的作用。生命對每個人而言都是極其寶貴的，一旦人民對死都已不再重視，那么問題就十分嚴重了，老子對“民之輕死”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透析，他說是因“其上求生之厚”，“求生之厚”是指統治者對自己的奉養過于豐厚奢侈，統治者過于注重自身的安逸、享受，其必然會減損人民對物質的占有和利用，人民缺衣少食，連基本的溫飽都達不到，而統治者卻窮兇極欲、恣意妄為。面對這種不公正的現象，人民實在忍無可忍，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僭越法制。這是容易理解的，人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滿足不了，生是一種折磨，死反倒成了一種解脫。

老子在結尾以“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作結，點出了統治者應堅持的人生態度。在老子看來，不追求生命的豐厚而又有所作為的人比厚養自己生命的人更勝一籌。

從政之道

乾隆帝籠絡群臣不行苛政

乾隆是清朝第四個皇帝，他的父親雍正皇帝治國，一向以政煩令苛、手段嚴酷而著稱。對待政敵，他更是冷酷無情。傳說康熙本來是要將帝位傳給第十四個兒子的，雍正采用陰謀手段取得了帝位。

這招致了他那些眾多皇兄、皇弟的不滿和反抗，尤其以八弟和十四弟的反抗最令他頭痛。雍正毫不手軟，對他們嚴加懲處，取消他們作為皇室成員的資格，甚至連他們的名字也被強行更改，改用一些侮辱性的字眼兒“阿奇那”、“寒思黑”（滿語豬、狗之意）來稱呼他們，并宣布他們的罪狀，將他們拘押在監獄之中監禁終身。

雍正對待開國功臣也是薄情寡義。在他奪權的陰謀活動中，有兩個人參與此事，并立了大功。一個是他的妻兄年羹堯，一個是他的舅舅隆科多。

可雍正在地位鞏固、大權在握之后，翻臉不認人，制造罪名，向這兩個人下毒手。年羹堯的罪名多達90余條，被賜死，隆科多被囚禁而死。

雍正制造的這個大冤案，在朝野中引起了十分強烈的不滿，但大臣們懾于雍正的殘酷，皆敢怒而不敢言。

乾隆即位時已經24歲，他自然清楚他父親的苛政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和造成的嚴重后果。他決心改變這個局面，反其道而行之，但他卻又不能公開否定父皇所做之事，那樣怕被人指責為不孝，在政治上對他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他來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對雍正抽象肯定。他一方面說要“時時以皇考（即雍正）之心為心，即以皇考之政為政”，同時又在“剛柔相濟”的名目之下，明確表示說：“我主張凡事要從寬”，要“減少苛捐雜稅，讓人民得以生存”。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大刀闊斧、毫不顧忌地糾正雍正欽定的冤、假、錯案，恢復了一些皇室成員的身份，將還健在的胤棋放出來，晉升為恂郡王；已死的將其子孫皆充入官室；對年羹堯一案及其株連人員平反。

乾隆的這一舉措，的確效果顯著。他立刻贏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評和擁護，為其后60年的統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朱元璋廣積糧造福百姓

朱元璋心里明白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心中有民，其次要眼光長遠。

當時，朱元璋盤踞在江淮一帶，而江淮盛產糧食，是著名的“魚米之鄉”，按理說糧食不成問題。但朱元璋為什么要把“廣積糧”作為大戰略的三大要素之一呢？

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莫過于以下兩點：第一，元末的江淮自然災害十分嚴重，而且極為頻繁，持續時間又長，昔日的糧倉變成了缺米之空倉。許多百姓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哪里還有糧食拿出來支持朱元璋的起義軍呢！第二，朱元璋曾有明令：“凡入敵境，聽從捎糧。”所謂捎糧，就是說軍隊的糧草都要取之于民。當時戰火紛亂，青壯年都去參軍打仗了，農村缺乏勞動力，嚴重影響了農作物的耕種。同時，由于戰亂帶來的破壞，堤壩年久失修，耕牛被宰，糧食產量下降顯然是不可避免的，更何況起義軍占領的大多是新區，在立足未穩、民眾情緒尚未穩定的情況下，要想捎糧，談何容易。

朱元璋手下的大將胡大海和常遇春，對此早有察覺。因此，他們先后提出意見。認為一味靠捎糧，沒有數量限制，老百姓受不了，這對起義軍和老百姓都是非常不利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僅靠捎糧，老百姓有限的糧食如何養得了朱元璋的幾十萬起義大軍？而且，朱元璋從和州進軍江南，正是因為缺糧所迫。雖然到江南后得到了大量的糧食，但由于起義軍迅速擴大很快消耗干凈。稍稍吃了幾天飽飯的起義軍，又重新為餓肚皮問題所困擾。

從這個意義上講，“廣積糧”與其說是長遠大戰略，倒不如說是十分迫切的現實問題更合適。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滿元朝統治揭竿而起的朱元璋，比任何人更清楚這個道理。

“捎糧”的實質，就是“取之于民”，而這個“取”，是朱元璋一廂情愿的；換言之，老百姓并不是自愿“給”的，只是出于無奈，百姓的不滿情緒必然會爆發，到那時，恐怕老百姓又要造自己的反了。

既然靠“捎糧”無濟于事，那只有尋找新路子了。且戰且耕的制度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朱元璋任命元軍降將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由他負責興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澇。接著，他又下令各部隊都要在駐地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并且立下章程，規定以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要求各部隊除了供給自身的需要外，還要做到有存糧。同時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主要職責是將民間的部分壯丁編為民兵，農時耕種，閑時練兵。

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開始了！

這一舉措果然有效。當年，康茂才所部就產糧1.5萬石，余糧7000石。對此，朱元璋感到非常滿意。他立即下令褒獎。同時不失時機地諭令全軍，指出要解決糧食不足的困難，強兵足食，還必須做好屯田工作。在以后的幾年里，朱元璋所屬各部到處興屯，糧食之多，完全可以保障部隊自給自足。到1360年5月，朱元璋明令禁止征收寨糧。曾經給百姓帶來嚴重負擔的捎糧政策，也就此完全取消了。

“廣積糧”的結果，使朱元璋在短期內迅速從缺糧的窘境中解脫出來，在此后的漫長戰爭中，朱元璋再也不為糧草犯愁了。

“廣積糧”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為朱元璋的部隊解決了糧草問題，它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逐步減輕直至全部免除農民納糧的負擔，使得農民歡欣鼓舞，更加擁戴朱元璋了。第一，既然朱元璋部隊的存在和強大給勞動群眾帶來了實惠，而其他軍隊在這里是很難做到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廣大群眾自然就會更加支持和信賴朱元璋及其所領導的部隊，這樣就會源源不斷地向朱元璋輸送兵員。第二，“民以食為天”。勞動群眾免除了“捎糧”之苦，就有了充足的糧食，進而迸發出搞好生產的積極性，這對繁榮經濟是十分有利的。而經濟的繁榮，又必然為朱元璋政權帶來更多的稅收，這對朱元璋來說，無疑形成了“良性循環”。

“得民心者得天下。”從根本上講，“廣積糧”的最后結果，是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因而得到了民心歸順這一取得勝利的根本依靠。在元末眾多的割據勢力和元軍的戰爭中，朱元璋立于不敗之地，并奪得最后的勝利，民心的歸順無疑是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