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名言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鑒賞

〔計〕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弗詭也。

【鑒賞】如何能夠預知戰爭的勝負，孫子認為，必須“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所謂“經之以五”，就是分析比較以下五件事情。第一是“道”，第二是“天”，第三是“地”，第四是“將”，第五是“法”。所謂“道”，孫子解釋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弗詭也。”這個解釋，很有些特別，故必須細心領會。

春秋戰國時代，“道”字十分流行，可各思想家對“道”字有不同的理解。《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第四十二章)這里的“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老子》又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第三十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這里的“道”，是正確的思想、方法。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這里的“道”，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這里的“道”，是正義、理想，符合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道路。

與上述各思想家不同，孫子對“道”作了更為切實的解釋。他認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即要使下層人民與上層統治者同心一意。這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境界。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注：“此句‘令’字著眼，非民之能與上同意，乃上之有道以令民與同意也。民者，據第一節‘國之大事’而言，乃全體之國民，非一部之士兵也。令者，有惟所欲為之意，政府之本領，價值全在乎此，而‘可與之死，可與之生’，乃‘令’之明效大驗。”這個注釋非常詳盡：所謂“令”是個動詞，上面要采取各種措施，“令民與上同意”;所謂“民”，是全體國民;后面“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是“令”民同意后產生的效驗。這就是“道”的全部內容。

關于如何“令民與上同意”，采取什么措施，孟子有一段很好的闡解，他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孟子認為，要“得民心”，即“令民與上同意”，就要民之“所欲與之聚之”，即人民所喜歡的要給予并聚合起來;民之“所惡勿施爾也”，即人民所憎惡的堅決廢除，不要施行它了。由此看來，對于“道”的解釋和主張，孫子與儒家很有些相似。

由于采取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的措施，上層統治者得到人民的擁護，亦即“令民與上同意”，因而“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即人民與統治者可以生死與共，“而民弗詭也”，即人民在戰斗中不會違背、生疑。這就是孫子所論“道”的全過程。“民弗詭也”，各本原作“不畏危”，漢簡本作“民弗詭也”。“詭”是違背、生疑的意思。人民因為擁護統治者，“與上同意”，故可與統治者生死與共，而不會違背、生疑。

歷史上因為統治者采取有“道”的措施，“令民與上同意”，故下層人民與統治者生死與共而“民弗詭也”，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其中尤以周公東征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最為著名。

周朝初年，在周武王去世后，因為其子成王年幼，于是商紂的兒子武庚聯合淮夷、東夷等少數民族各國，還有周朝內部有野心的管叔、蔡叔等人發動叛亂。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力挽狂瀾，率軍東征。由于周公代表正義的勢力，實行愛民的政策，所到之處受到人民的擁護。荀子說：“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后我也?’”(《荀子·王制》)顯然，周公因為有“道”，“令民與上同意”，人民熱切地盼望他的軍隊的到來。同時，周軍士兵也因為“與上同意”，生死與共而“弗詭也”，故在戰爭中發揮出巨大的戰斗力。《詩經·豳風》中有一首名《破斧》的詩，是周公東征時士兵所唱的歌。歌中唱道：“既破我的圓孔斧，又損我的方孔斧。周公東征，四方亂國都惶惶驚恐。”“既破我的圓孔斧，又損我的長柄鍬。周公東征，四方亂國都被感化。”“既破我的圓孔斧，又損我的三棱矛。周公東征，四方亂國都被順服。”由此詩所唱，可見周軍士兵“可與之死，可與之生”的樂觀情緒和自豪精神。正是因為周公的有“道”取得人民的擁護，士兵生死與共而“弗詭也”，故東征時勢如破竹，迅速平定四方的叛亂，為周朝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業。

由上述可知，孫子這一句對“道”的解釋，與后來孟子的言論很有些共通之處，在歷史上也能得到驗證。因此，這一名言，是孫子思想的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