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盧瑋鑾，香港散文家、學者。筆名小思，另有筆名明川、盧颿。原籍廣東番禺，在香港出生。1964年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翌年入羅富國師范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1973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1981年，以《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之論文獲得碩士銜。小思曾任多家中學中文教師，1978年任教于香港大學中文系，1979起任教于中文大學，現為中文系講師。已出版的作品有《路上談》、《承教小記》、《日影行》、《豐子愷漫畫選繹》、《不遷》及合集的《七好文集》、《七好新文集》、《三人行》等。曾編纂《香港的憂郁——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與人合編有《茅盾香港文輯》，研究論文集有《香港文縱》。香港評論家黃繼持在談到小思的散文成就時說到：“小思又是最能承接二三十年代中國散文傳統的一位。就其所追慕的豐子愷夏丐尊那一路而言，寢且有青勝于藍之勢。那一路散文，五十年代以來在大陸式微;而小思于香港所接受的中國人文精神教育，卻培植了她那份溫厚誠摯而又活潑鮮妍的文學心靈，此中有“五四”以來富于理想但不卷入激進漩渦那類優秀文人的身影。”《香港文學散步》分“憶故人”、“臨舊地”兩輯，收有作者關于中國現代作家在香港的人生蹤跡的散文十一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多年來為香港現代文化尋根的心路歷程。

內容概要

五四歷史接觸

六十年后隔冷漠的白石/灼熱的一腔心血/猶有余溫，那淋漓的元氣/破土而出化一叢雛菊/探首猶眷顧多難的北方/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孩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蔡元培墓前》)這是1977年6月余光中憑吊蔡元培先生之墓后的作品。那一年，詩人幾經盤詰，好容易才找到荒涼得很的蔡墓。也許，五四運動、蔡元培，這些名詞許多人都知道，但有多少人知道：香港原來是蔡先生葬身之所呢?四十七年前，香港仔是個漁港，遠離市區，華人永遠墳場就在山坡上。一列列墳墓日夕面對的是小舟漁火，但四十年之后，它們卻困處在車塵人煙中了。在縱橫的墳碑間，就有一處埋葬了一生為中國爭取人權、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讓我們去向這位開明的長者致敬吧!朝著華人永遠墳場石牌坊，走完上坡路，過了刻著“同登仙界”四字的另一個石牌坊，轉向右邊小路，盡頭坡上有一座“四望亭”，繞過小亭，在朝東南的臺階上，找到“資”字記號，向前再走幾步，就會看到一塊墨綠色，刻上金字的云石碑——說一塊，不夠正確，它是由幾塊云石合成，上面刻有“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個大字，和“蔡孑民先生墓表”。現在看到的大碑，是1978年由北京大學同學會重建的，從前，只有一塊小小的白石碑，上面孤零零的刻上“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個紅字，荒涼蕭條，曾惹起了有心人的無數慨嘆。也許，現在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蔡元培先生了，但遠在五十年前，他避地南來，住在九龍的時候，雖然已沒有公開活動，但他對香港文化界仍起了鼓勵作用，而一般市民，也知道蔡先生住在香港。我們試看看1940年3月10日，他舉殯那天的情況吧!全港學校和商店下半旗致哀，他的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再經波斯富街、軒尼詩道、皇后大道、薄扶林道，沿途都有市民列隊目送，在南華體育館公祭時，參加者萬余人，那真是榮哀。香港山水有幸，讓這位文化巨人躺著，可是，香港人也善忘——看來，應該說許多香港人從沒得過這類的歷史訊息，不是善忘，是根本不知道，年年清明重陽，不見有多少人去掃墓。掃墓，只是個儀式，不必斤斤計較，但如果在五四紀念日的前后，能去蔡先生的墓前致敬，深思蔡先生生前走過的道路，這畢竟是我們香港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什么時候有空，走到已變成鬧市的香港仔去，不妨去作一次歷史接觸，讀一遍那刻在碑上的墓表，追思前輩為中國民眾教育立下的殊功，或者，我們會在歷史教科書以外，多領悟一點歷史教訓，同時，可釀出一腔歷史情懷。

寂寞灘頭

夏季過后，我去淺水灣!乘公共汽車去，不必像戴望舒：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不過，我也沒有帶一束紅山茶，因為在那里，已找不到可放茶花的墳。望著海一片，當年，就為了這個原因，兩個男人把肖紅的骨灰埋在灘頭?多病的女作家，在1940年到了香港來——多霧而潮濕的小島上，有沒有來過淺水灣?好像不見有人提過。她寫商市街，寫呼蘭河，我多么渴望有一天，在發黃的報紙堆里，竟然讀到她寫香港的文字，特別是寫淺水灣的。日本人占領了香港，肖紅輾轉在兩間醫院的病床中，捱不盡的恐懼與病痛折磨，終于死在臨時的戰時醫院里，兩個男人——她愛的或愛她的，把她火化了，1942年1月25日的黃昏，把骨灰埋在淺水灣海邊。那里，已經沒有了骨灰。因為繁華的旅游點容不了一個凄涼人的痕跡，1957年，關心她的人幾經辛苦才把小小半瓶骨灰移到廣州去了。但遠方來客，到今天，總會對我說：我想去看看肖紅葬身之所。每一次，我都很難過，究竟在哪里呢?淺水灣變了許多，“肖紅之墓”四個大字的木牌，早就消失了，只能憑著當年的一幀照片，去找有欄桿的梯階，和一棵大鳳凰木，樹下就是曾埋肖紅的土壤。有一位詩人寫下這樣的“肖紅墓志”……而漫長的十五年，/小樹失去所蹤，/連墓木已拱也不能讓人多說一句。/放在你底墳頭的，/詩人曾親手為你摘下的紅山茶，/萎謝了，/換來的是弄潮兒失儀的水花。/淺水灣不比呼蘭河，俗氣的香港商市街，/這都不是你的生死場。……淺水灣，無端地在中國文學上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名字，都同女作家有關。張愛玲借著白流蘇范柳原，讓淺水灣變成無盡又不斷翻新的愛情故事舞臺。而肖紅，卻是一個浪蕩的孤魂，找不到歸路，流落在太平洋的邊緣，叫許多人想起淺水灣。我站在灘頭，許多鳳凰木的其中一棵下，仿佛聽見肖紅說：“整個城市在陽光下閃閃灼灼撒了一層銀片，我的衣襟風拍著作響，我冷了，我孤孤獨獨的好像站在無人的山頂。每家樓頂的白霜，一刻不是銀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嚴寒的東西在吸我，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海天一片，潮漲潮落，淺水灣，有過一個肖紅的故事。

作品鑒賞 讀盧瑋鑾編的《香港的憂郁》、著的《香港文蹤》和最近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仿佛體會到作者在十多年來潛心研究、尋索香港文化歷史所經歷的幾種境界，最初是搜羅中炙，披沙揀金;在此基礎上慎思明辯，形成史述;最后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精神空間的相互融匯，是心靈的應合、情感的共鳴。《香港文學散步》顧名思義，其文心似乎在一個走字，散步即是走，作者仿佛導游者，她引領讀者穿行于香港的山水之間、城市街巷，去漫游，去體認前一輩文化巨匠名人留下的足跡。讀著這本書，我們才知道，有那么豐富的歷史訊息，蘊藏在這片蒙受“文化沙漠”惡謚的地方。“荷里活道，真是一條奇妙的街。舊房子一幢幢拆掉，新大廈紛紛建起來”，穿過這條街再往前，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小禮堂，你就來到了魯迅六十多年前到香港作演講的地方(《仿佛依舊聽見那聲音》)。五十年前，在薄扶林道，有一座小洋樓，那是詩人戴望舒的“林泉居”(《林泉居的故事》);如今，從奧卑利街經過，仍可看見一堵奇異的高墻，在這堵高墻里面，有一個小牢里，詩人在暗黑潮濕中寫下那首著名的《獄中題壁》(《一堵奇異的高墻》)。幾十年時光流逝，香港的城市面貌經過了多少滄桑巨變，“林泉居”早已拆掉，而許多香港人也根本不知道，蔡元培這位五四先驅就長眠在香港;許地山墓前“沒有一朵花，沒有一炷香，寂寂的在那兒已經四十六年”(《三穴之二六一五》)。除了這些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散文外，第二輯散文以“臨舊地”為中心，分別記述了在“孔圣堂”、“學士臺”、“六國飯店”、“何福堂中學”舉行的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活動。從這些散文中，我們處處可以看見作者孜孜以求的身影，她循著報刊史料提供的線索，踏勘一處處文化遺址，想象著當年的歷史風貌。一份沉重而真切的歷史感、一份對中國新文化的先驅者和他們開創的文化傳統的珍視熱愛從字里行間流溢出來。這種歷史感里凝聚了作者多年里學術研究的追求，她曾談到“香港可以說是個缺乏歷史觀念的城市，外國人很早就撰寫了香港歷史專書，但中國人反起步得遲。……關系整個香港命脈的歷史研究，還在艱難起步，只占歷史小部分，又歷來不受重視的‘文學史’那就更不堪說了。”正是出于自覺的歷史意識，盧瑋鑾對中國現代作家在香港的文化活動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她的《香港文學散步》則是史料鉤沉與藝術想象相結合開出的一束奇葩。她寫的是憶故人，但敘述的起點都是從眼下、從現在展開，逐步推進到過去，自始至終貫穿著作者個人的觀感和情思。由是，歷史不是孤立的片段，不是凝固的記載，它成為我們今天的精神生命的一個來源，成為被找回的、我們失而復得的一部分。這是選載的《五四歷史接觸》就反映了這一敘述特點，文中先引了臺灣詩人余光中尋訪到蔡元培之墓后所寫的憑吊先哲的詩句，然后作者想象她如一位向導，帶讀者去掃墓。她邊走邊說，追述蔡元培先生的歷史貢獻，在追述中直抒胸臆，警醒某種善忘、冷漠歷史的態度。《寂寞灘頭》悼肖紅一文令人想起茅盾《<呼蘭河傳>序》中的那句話：“肖紅的墳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淺水灣。”但作者寫的是“在那里，已找不到可放茶花的墳”。懷念之情，無所寄托，恰如肖紅漂泊無依的孤魂一樣，找不到歸路。作者的感慨與戴望舒的《肖紅墓志》詩句、與肖紅自敘的孤獨相應合，激起回聲不絕。在每篇散文后面都附有被緬懷的這位作家寫于香港的詩文及其同代人或后輩人所寫的有關紀念文章。文本互相指涉，形成多重映證對照的歷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