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肯棄官　不能折腰

盡管對古代田園詩人陶潛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掌故頗為熟悉，還是喜歡信手翻閱《晉書》《宋書》的《陶潛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祖茂，武昌太守。史稱其“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陶潛曾經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性情中人陶潛曾多次棄官不做，“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后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在彭澤令任上，發生了陶潛人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掛冠抉擇：

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這次掛冠使陶潛青史留名，“不為五斗米折腰”從此廣為流傳。后來，朝廷又請他出來做官，“征著作郎，不就”。

還是應該復述一下陶潛的《歸去來》賦，以期加深對陶潛當時心境的認知和理解：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仆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觚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云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為保持人格尊嚴而不惜拋棄官帽子的陶潛爭得了自由，隱居生活使他享受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怡然自得，卻無法擺脫隱士生活的困頓艱辛。元嘉三年，六十二歲的陶潛體弱多病，又逢災年，為了生活，不得不向人乞食，并寫了一首著名的詩《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是詩既寫狀了陶潛晚年生活貧困，反映了他樸拙直率的個性，同時也表現出了他求仁得仁無怨無悔的心境。此后，人們紛紛圍繞陶潛的《乞食》詩見仁見智：有人以此來證明陶潛的極度貧困，有人則批評陶潛辭官為不智，唐代詩人王維即持后一種觀點。他在《與魏居士書》中評論說：“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

在甘愿做官場寄生蟲的王維看來，陶潛當年因為不愿為五斗米向區區一介督郵折腰，遂解印綬棄官隱居，到后來卻因為生活艱難而一再向人乞食，屢乞而多慚，是為不懂得“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人生哲理。“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這一斷語，道出了官迷王維對陶潛氣節志向的不屑，也道出了他自己戀棧官場的心理根源。明眼人一望即知，王維如此貶抑陶潛的人生價值取向，意在為自己留戀官場開脫，根本不足掛齒。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因對先哲陶潛仰慕之至，便對陶潛的《乞食》詩做出了自己的詮釋：“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蘇軾《書淵明乞食詩后》）在《書李簡夫詩集后》，蘇東坡再次高度評價陶潛寧可棄官也不肯折腰的抉擇：“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寧可棄官不做也要保持人格尊嚴，陶潛并非第一人。早在陶潛之前，西漢末年的名士逢萌便有過掛冠之舉。《后漢書·逸民列傳》云：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據《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劉備也有過一次鞭打督郵棄官不做之舉：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系其頸著馬枊，棄官亡命。”

裴松之援引《典略》作注曰：

其后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床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系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余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有意劉冠張戴，把鞭打督郵一事記在了張飛的名下。

到縣未及數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適督郵行部至縣，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督郵坐于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黃巾，大小三十余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目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污吏！”玄德喏喏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玄德幾番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

卻說張飛飲了數杯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見五六十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眾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徑入館驛，把門人那里阻擋得住。直奔后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么？”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發，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著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者乃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旁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乃取印綬，掛于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卻；今姑饒汝命。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

梁孝元帝蕭繹所撰之《金樓子》中，也記載了一個與逢萌、劉備、陶潛相似的典故：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于是掛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比較起來，龔舍掛冠乃是因為觸景生情而感悟所致，逢萌、劉備和陶潛的掛冠頗多類同，主要是因為維護人格尊嚴情懷所致。逢萌所言“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陶潛所言“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皆傳神般地說明了他們為何要掛冠歸隱。當然，就逢萌見微知著、由王莽殺子而預感到天下必將大亂的政治敏感性而言，則要明顯地高出陶潛一籌。

“富與貴，是人之所愿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貪戀富貴的名利客看來，陶潛因為不肯為督郵折腰而掛冠歸隱，因小而失大，實在是不明智的選擇。唐代詩人王維的觀點可謂是這種心態的直白表露。“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這種思維定式，典型地說明了何為世俗之見。正是因為王維者流抱定了追逐富貴巴結權貴的庸俗陋見，故而才在權貴者面前卑躬屈膝、以恥為榮、自甘墮落。翻看史書，這類卑鄙齷齪的言行比比皆是，令人惡心。

掩卷深思，似有所悟：舊官場之為官場，自有其獨特的生存之道。透過“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一語可知，志向高潔的陶潛顯然不適應舊官場的生存法則。因此對他來說，毅然決然地選擇退出那個污濁不堪的是非之地，如同先秦時的莊子不愿做官，而寧愿“曳尾于涂中”一樣，實屬值得大加稱贊的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