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一心　不敢惜死

“執法一心，不敢惜死”，是隋代大理少卿趙綽與隋文帝楊堅君臣發生爭執時說過的一句話，表明身為法官的趙綽忠于職守的堅定抉擇。由于像趙綽這樣不徇私情、不顧個人恩怨、不看皇帝顏色、秉公執法的法官極為罕見，故而《北史》、《隋書》、《資治通鑒》對趙綽的言行事跡不但均有記載，而且大加贊賞。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隋書·趙綽傳》）

早在隋朝大軍征討陳國時，陳國將領蕭摩訶便歸順了隋文帝，來到京城做官。他的兒子蕭世略后來在江南起兵造反，蕭摩訶因此受到牽連。按照成法，應當追究蕭摩訶的罪責，大理寺因此而將蕭摩訶收監問罪。文帝楊堅認為蕭摩訶人在京城，其子被人裹挾造反，他并不知情，主張予以赦免。圍繞究竟該不該赦免蕭摩訶，大理少卿趙綽和文帝楊堅進行了一次激烈的爭執：

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同上書）

用現在的觀點看來，隋文帝楊堅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大理少卿趙綽則未免太教條和本本主義了。但趙綽是按照當時的連坐法而主張追究蕭摩訶罪責的，也有其一定的依據。如果說這次爭執得分的是文帝楊堅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另外兩次爭執，則彰顯了趙綽的法治理念：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裈，俗云利于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同上書》）

用前幾年小品中的一句臺詞來說，隋朝的刑部侍郎辛亶屬于那種“沒事找抽型”的官員，為了圖吉利盼升遷而穿著紅色的褲子上朝行走，無怪乎文帝楊堅要治他的罪。但是，辛亶的乖張行徑雖然有罪，卻罪不至死，文帝于盛怒之下要將其斬首，委實量刑過當。于是，趙綽當即指出：辛亶“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公然頂撞了主子。文帝轉而命令左仆射高颎“將綽斬之”，趙綽依然不認可，表示“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緊接著，又說出了“執法一心，不敢惜死”的名言。不難看出，趙綽所要捍衛的，乃是依法辦案。圍繞是否應當將兩個用假錢兌換好錢的罪犯斬首的爭執，在邏輯上和是否將辛亶斬首略無二致，趙綽的初衷都是為了維護法的尊嚴。作為一名封建時代的法官，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趙綽敢于和皇帝公然爭執，反對當權者隨心所欲，草菅人命，實屬難能可貴。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八中，除了轉引上述幾則掌故以外，還記載了趙綽和文帝楊堅之間的另外一次爭執：

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它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掛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它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并杯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

這次爭執之所以最能吸引世人的眼球，乃是因為趙綽施以援手的對象大理掌固來曠不僅是他的部屬，而且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卑鄙小人。來曠獲罪的原因不是別的，乃是因為誣告其頂頭上司大理少卿趙綽。來曠告發“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引起了文帝的高度重視，遂親自派員前去調查，結果發現來曠所言純屬子虛烏有，趙綽根本沒有任何偏袒枉法行為。于是，文帝楊堅為之震怒，而下令將來曠斬首。有道是“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來曠害人不成反害己，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趙綽作為被誣告者，對于文帝主持公道，為他洗清冤屈，應當心存感激才是。然而誰都想不到，趙綽非但沒有暗自竊喜，反而認為來曠罪不至死，要求文帝不能任性地處死誣告者來曠。見趙綽不知好歹，居然和他爭執，文帝生氣了，遂“拂衣入閣”。趙綽見狀，便以有其他要事需要稟奏為名請求召見。而當文帝允準趙綽覲見后，趙綽所言三點還是關于對來曠量刑過重之事。于是文帝被趙綽的忠誠正直感動，而赦免了來曠的死罪。顯而易見，趙綽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對來曠有何特殊的眷戀之情，而是因為他有一顆在法律面前一視同仁的心。因為趙綽執法一心，即便是對待曾經誣告他的惡人來曠，也不會因為個人的好惡而放棄法律的天平。

品味趙綽其人其事，悠然想起了歷史上幾則掌故。《韓非子·內儲說下》載：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發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發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發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發，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發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宰人為自己所做無罪辯護的邏輯與趙綽如出一轍。宰人說“臣有死罪三”，趙綽也說“臣有死罪三”。據此可見，趙綽的表達方式顯然受到了春秋時晉文公的宰人的影響。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載：

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

春秋時齊國賢相晏嬰勸諫齊景公的這個故事可圈可點，流傳甚廣。他數說當事人犯有三樁罪過，其實是在運用正話反說的方式促使齊景公幡然悔悟。

《宋史·道學列傳一·周敦頤》載：

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周敦頤是宋代大儒，曾經做過一段南安軍司理參軍。在這個位置上，周敦頤為了糾正一樁量刑過重的案件，而和專橫跋扈的轉運使王逵發生爭執。當王逵不肯認錯時，周敦頤為了捍衛法律尊嚴而奮起抗爭，甚至不惜棄官而歸，這才為錯判者撿回了一條性命。“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周敦頤的這句名言，堪和趙綽“執法一心，不敢惜死”的名言相媲美。

封建社會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口含天憲的最高統治者的喜怒愛憎既可活人，也可致人于死地。面對封建制度的這一痼疾，隋代法官趙綽在權力和法律的天平面前毅然選擇了法律，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惜違背隋文帝的個人意志，多次與文帝楊堅發生尖銳的爭執，并且能夠取得文帝的諒解，而在官場上走完其生命的全程。由于隋文帝楊堅是一位胸襟開闊、富有包容之心的皇帝，趙綽才能夠一再冒犯龍顏而有驚無險。如果他所侍奉的不是文帝楊堅而是別的雄猜剛愎之主，悲劇恐怕早就發生了。觀諸史籍，不能不說，隋代高官趙綽是封建時代的一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