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目擊：證人證詞并非完全客觀

當現場目擊者被某些案件的殘酷現場所震懾，尤其是激起了強烈的恐懼情緒時，將對某些細節信息產生歪曲或者錯誤的回憶，甚至出現偏差或者前后矛盾的紊亂回憶。

——證言有時并不是客觀的，即使證人沒有撒謊

證人親眼目睹、親耳聽到或者親身經歷了案件的發生或者發展，對案件的破獲有直接的幫助。通常，我們認為證人提供的證據是客觀的、可信的，是符合事實的。然而，一些心理學研究發現，有時證人的證詞并不客觀，甚至帶有明顯的感情色彩或者個人想象的成分。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進行了一項實驗，要求志愿者單獨在一個屋子看彩色膠片電影。電影的情節是——深夜的街頭，一伙青年殘忍地毆打一名流浪漢直至其死亡。看完之后，帶領志愿者進入另一個屋子，告訴志愿者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是一名攝影愛好者偶爾經過時拍下的。

心理學家要求志愿者回憶出現了幾個暴徒，他們使用了什么兇器，以及施暴時間有多長。

實驗結果表明，志愿者對影片的回憶結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女性志愿者的報告和影片實際情節相去甚遠。

女性志愿者傾向于報告的暴徒數量比影片中的多，使用了影片中并不存在的棍棒和利刃，而施暴時間也被多估計了至少30%。

在這個實驗中，男性回憶的結果相對女性來講比較客觀，基本吻合影片的實際內容。那么，為什么女性的回憶會出現如此大的偏差呢？

根據女性志愿者的回憶結果來還原犯罪現場，我們發現暴力程度更加強烈，大量暴徒采用了致命的武器長時間地毆打流浪漢致其死亡。女性回憶出的案件的惡劣程度比實際情況更高。這也符合女性的認知模式，因為在她們的思想中，暴力本身就是很殘酷、不可接受的，因此對案件的惡劣程度評價偏高。

在觀賞影片的過程中，喚起了女性強烈的恐懼心理。當女性追求美感、喜歡浪漫的本性遇到暴力場景的沖擊時，會產生一種想要逃避的念頭。這個時候，她們會覺得時間過得異常漫長，暴徒的惡行變得超乎想象的殘忍。

雖然心理學家要求志愿者一直盯著顯示屏幕并注意其中的細節，但是對于女性志愿者，她們即使看著屏幕，很多信息也都自動被認知系統過濾掉了，可以說完全沒有進入記憶系統。因此，在回憶階段就傾向于描述一件比影片記錄嚴重得多的傷害案件。

志愿者沒有撒謊，但是回憶的信息卻和實際狀況差別較大。這是因為這種有選擇的，或者放大信息的認知趨向是對自我心理的一種保護機制，而這種保護機制是自動啟動的，不需要我們強加意志力去控制。

如果一個案件有多個證人提供了一致的證詞，我們更相信證詞的客觀性。但有時其中一些性格較強硬的證人，他們的堅定態度會影響其他證人的回憶內容，從而制約了證詞的客觀性，給案件帶來不可估量的后果。

美國心理學家瑞特博士在一個實驗中要求四十名志愿者單獨看漫畫。漫畫內容是一個女人偷走了另外一個人的錢包。

一半志愿者看到的漫畫中，女人是獨自一人偷了錢包；而在另一半志愿者中，女人還有一個同伙。

瑞特博士在志愿者看完漫畫后一對一地提問“這個女賊有沒有同伙？”結果，幾乎所有人都答對了。接著，瑞特博士開始將兩組志愿者搭配并進行提問。回答前，兩人先討論一下漫畫內容，再給出一個確定答案。結果，十五組得出了統一的答案。也就是說，有十五人被另一方的記憶所影響，而放棄了自己的觀點。

通常來講，被影響的一方性格較柔弱，對于不同的意見總是持保留態度。當自己的觀察和他人不同時，寧可相信別人是對的而懷疑個人的記憶能力，最終放棄了自己的正確記憶。

瑞特博士的實驗中，有75%的人最終放棄了正確記憶。這個比例如果發生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失誤。

有時證人甚至是當事人本人，也會產生不客觀的指認。如果證人的指證態度明確，充滿信心，錯誤信息有可能左右法官的審判。美國審判史上就有這樣一個案件。

1977年，威廉·杰克遜被聯邦法庭指證犯有強奸罪。杰克遜堅持聲稱自己是無辜的，但是在當事人態度堅決的指認下，法庭采納了當事人的證詞，宣判杰克遜強奸罪成立。

五年后，愛德華·杰克遜落網，他才是真正的強奸犯。威廉·杰克遜是被冤枉的，他和真兇有同一姓氏，長相也接近，故而被當事人誤認，導致了冤案。

法官之所以相信當事人的證詞，是因為當事人言之鑿鑿地堅決態度和對證詞的確信程度讓法官認為證人的證詞是真實的，是基于客觀事實的。

在排除了證人做偽證，出于某種目的捏造信息、虛構假象的復雜情況之外，有些時候，證人對證詞的自信僅僅代表了他們一貫充滿信心的行動風格，而并不表明他們提供的證詞就是完全客觀真實的。

即使證人根本沒有撒謊，但有時他們提供的信息也不可靠。因為他們無形中被自己的想象和臆測所欺騙而無法識別出來，誤以為那就是真相。此類證詞的真偽只能依賴時間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