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1640—1715)，清初著名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他出身于一個沒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祖上科名不顯，父親被迫棄儒經商。但他從小受嚴格的儒家教育，熱中于功名。19歲時考取秀才，連中縣、府、道三個第一，此后卻屢試不中。31歲時他曾游幕江南，不久便辭幕歸鄉，在家鄉坐館授徒，過著貧困的生活。71歲時，援例出貢，辭館家居。76歲辭世。蒲松齡飽學多才，而屢困場屋，窮愁潦倒一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體察；他雖周游不廣，卻對封建社會上下各種人物有深刻了解。坎坷的遭遇使他對污濁的社會產生不滿情緒，而對貧苦的百姓有所同情。他為人耿介正直，“性樸厚，篤交游，重名義”，不趨炎附勢，胸中常懷郁郁不平之氣和“孤憤”之情。但他的思想又比較復雜：一方面對現實有所不滿，一方面又對最高封建統治者抱有幻想；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弊端有所不滿，但并不反對科舉制度；他的思想中既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又有因果報應和宿命論等迷信思想，這對他的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蒲松齡創作題材相當廣泛，體裁多樣，除《聊齋志異》外，還作有詩、詞、散文、俚曲、戲曲等多種，有《聊齋文集》、《聊齋詩集》、《聊齋俚曲》等。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是蒲松齡一生心血的結晶。它包括文言短篇小說約近五百篇，其中多以談狐說鬼的表現方法表達作者的“孤憤”之情和社會理想。《聊齋志異》中的作品總的說來思想內容比較復雜，但其中優秀的作品表現了較強的批判精神和積極的思想傾向。《夢狼》揭露地方官上賄下貪的罪惡，暴露封建社會“官虎而吏狼”的現實；《席方平》借陰府的賄賂公行和貪官的殘暴貪婪，抨擊現實中官府的黑暗和貪官污吏魚肉百姓的罪行；《促織》通過成名一家的遭遇暴露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每責一頭促織“輒傾數家之產”的現實，指出：“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張氏婦》描寫清兵討伐三藩之亂，軍隊所過之處“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如此種種，對清初封建官吏的貪暴和滿洲貴族的殘暴都直接或間接地進行了暴露和抨擊。《聊齋志異》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弊端的批判尤其痛切淋漓，許多作品對徇私舞弊、不學無術、“黜佳才而進凡庸”的試官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葉生》、《賈鳳雉》、《司文郎》等都是表現這方面內容的優秀作品。《苗生》、《王子安》、《胡四娘》等還對熱中功名、附庸風雅的儒生加以諷刺，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對儒生精神的摧殘加以抨擊，對八股取士科舉制度對社會風習的浸染加以暴露。這樣全面批評科舉制度的弊端，這樣多角度地反映科舉制度的題材，在以前的文學創作中是罕見的。《聊齋志異》中有不少優秀作品表達了主張婚姻自主的思想，對封建禮教摧殘自主婚姻的現象表現了不滿情緒。《嬰寧》、《小翠》、《鴉頭》、《細侯》等作品都塑造了天真純潔、很少受封建禮教束縛的狐女形象，她們都為自己的愛情和婚姻的美滿而進行了不同方式的斗爭，而作者則對她們的斗爭予以同情和贊美。《竇氏》對忘恩負義的貴家公子進行譴責，《阿寶》對癡情的孫子楚加以贊美。這些以婚姻愛情為題材的作品往往對自由活潑的女性加以歌頌，對忘情負義之徒加以抨擊，對沖破封建禮教的一些有真摯情愛的婚姻表示同情，顯示了蒲松齡的一定的進步的婚姻觀點。《聊齋志異》中一些富有寓言性的作品也往往表現出某種批判精神。《勞山道士》對慕道而不能吃苦，學道而懷叵測之心的人進行諷刺；《畫皮》一方面教育人應當警惕那些善于以巧妙的偽裝迷惑人心的惡鬼，一方面也對那些因私貪色的人加以批評。《聊齋志異》雖然多寫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其中包含著相當豐富、深刻的現實批判精神，這使它成為清初文學成就的重要代表性作品。《聊齋志異》的這種批判精神是以蒲松齡的“孤憤”之情為基礎的，因此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聊齋志異》的批判矛頭主要是指向封建社會、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某些弊端，并不是徹底否定和批判這些封建的制度本身，因此它的批判精神也是不徹底的。《聊齋志異》中一些作品贊揚一夫多妻，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是不好的。

《聊齋志異》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文言小說創作的成就和經驗，以唐人傳奇法志怪，使志怪小說傳奇化；又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現實的事物組織到現實生活中來，把花妖狐魅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會化，通過人鬼相雜、幽明相間的生活畫面來反映現實，造成人物故事想象豐富奇特、境界神異迷人、情節變幻離奇的特點，形成《聊齋志異》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方法的特有的風格。《聊齋志異》約近五百篇作品中，人物上千個，其中優秀篇章中的主人公如嬰寧、青鳳、香玉、小謝、聶小倩、公孫九娘等形象都閃爍著理想的光輝，這些形象往往具有人物的性格特點，同時又具有花妖狐魅的特征，濃厚的人情味與超人的個性特征相當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作者善于通過景物烘托、人物對話等描寫方法突現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常常借助豐富的想象運用夸張的手法和細節描寫的手法把人物性格特征突現出來。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刻畫人物性格，使作品中人物形象更為生動豐滿，改變了以前志怪小說中人物形象粗略荒誕的面貌。《聊齋志異》雖為文言短篇小說集，但其中許多作品情節曲折多變，既表現出奇特玄妙的特色，又安排得合情合理，顯示了蒲松齡豐富的藝術想象力。《聊齋志異》的語言發揮了文言的精煉、含蓄的長處，又避免了文言滯澀、含糊的缺點，形成了古雅簡煉、清新活潑的特有的語言風格。這種語言是繼承了“諸子”、《左傳》、《國語》、《史記》乃至唐宋古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吸收了民間口語、俚語的長處，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錘煉而成的。

《聊齋志異》的積極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藝術成就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創作的高峰，成為清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