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是金元時期在我國北方出現的一種新詩體。可以說是我國的韻文在形式上的進一步發展。文學史上所稱的“元曲”，包括雜劇、散曲兩個部分。散曲無賓白、科介，伴奏亦不用鑼鼓大器，所以又稱“清曲”，以區別于戲曲。散曲是在民間小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入元以后，宋詞已開始僵化，衰落。由于“胡樂番曲”的輸入，曲調日益豐富，散曲這一形式便很快定型并發展起來。散曲分小令及套曲兩種。小令又稱“葉兒”，在外貌上與宋詞的小令相近。一般以一個曲調(即用一個曲牌)為一首。有兩個曲調的叫“雙調”或“帶過調”，如〔雁兒落帶得勝令〕，個別的才有三個曲調。這種相合的曲調，不僅音律要銜接，宮調也必須相同。套曲又叫套數，散套。由同一宮調的多首曲牌聯綴而成，全套必須一韻到底，用一、二小曲開端，而用“煞調”、“尾聲”結束。和傳統的詩詞相比，它增加了句子的長短變化，并且可以增加襯字，運用方言口語，用韻也可以平上去三聲通押。這就增加了語言的生動性與音節美，通俗易懂，豐富了表現技巧，使得表情達意更加自由。元代的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者達二百余人。現存套數四百多套，小令三千八百多首(見隋樹森《全元散曲》)。元代散曲的內容，總的看來以表現憤時嫉俗的嘆世、歸隱之作與吟詠男女戀情，表現離愁別緒者為多，也有些寫景、詠史的作品。從正面揭露統治階級的丑惡、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不多，所以它的成就遠不如雜劇。散曲的創作和雜劇一樣可分為前后兩期，大致以元成宗大德年間(1279－1307)為限。前期作家既有象盧摯、楊果那樣的高官顯貴，也有和民間藝人結合在一起的“書會才人”。如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和卿等人。而正是后者才能代表前期散曲創作的成就。他們風格不同，寫出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關漢卿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馬致遠的〔雙調·夜行船〕《秋思》與〔天凈沙〕《秋思》、白樸的〔中呂·陽春曲〕《題情》、王和卿的〔仙呂·醉中天〕《詠大蝴蝶》等。其中以馬致遠的貢獻為最大。他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較多的作品，而且以自己的才華開拓了散曲的題材領域，提高了散曲的藝術意境，在我國的散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期的散曲創作，講求聲律詞藻，追求典雅工巧，失去了散曲原有的淳樸渾厚、通俗自然的風格。這時期的散曲作家可以張可久、喬吉為代表。他們的創作數量在元代散曲家中是最多的。此外張養浩的一些作品思想境界頗高，如〔山坡羊〕《潼關懷古》，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感懷，在結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語道破歷代興亡的實質。劉時中的〔正宮·端正好〕《上高監司》兩套套曲，一套揭露了鈔法的積弊，一套表現了災荒的慘象與災民的痛苦。在元代散曲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睢景臣的〔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以嬉笑怒罵的手法，大膽地諷刺了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元代的散曲中獨放異彩，更是歷代傳誦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