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賀敬之的革命浪漫主義理論情懷

賀敬之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具有理論修養的詩歌理論家。就像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一樣，其理論主張也表現出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

五十年代前期，在浪漫主義備受壓抑、沒有“名分”的理論語境中，賀敬之關于創作理論的文章就表現出浪漫主義傾向?！墩勌岣咦髌返乃枷胄裕航oXX同志的信》寫于共和國早期，1950年。文章如題目所示，探討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問題，所針對的是公式主義和把標語口號當作“思想”寫進作品進而導致提倡的庸俗化和作品思想性不高等創作現象，與浪漫主義本無關系，當時也沒有談論浪漫主義的語境和由頭。但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無論討述何種問題，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話題流向心儀的地方。他反對生硬地將思想塞進作品，反對客觀主義地堆砌生活材料，提出要通過“感情溶化”將思想溶化為詩情，將現實生活溶化為血肉形象。在他看來，包括生活實踐在內的整個創作過程都要經過感情溶化。所謂“感情溶化”，是“思想和生活相結合在作者的創作過程中具體的體現”。他說“所謂‘思想’，是必須被感情所具體化了的；所謂‘生活’，是必須被感情所血肉化了的；所謂‘生活與思想’結合，便是通過感情的溶化和升華而達到的形象化與單純化”。強調主觀作用，反對自然主義和公式主義，反對標語口號，是賀敬之把脈共和國初期創作問題之后開出的藥方，起核心作用的是“感情溶化”。他雖然沒有使用胡風那套理論術語，但其理論主張卻與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有驚人的相似。而推崇主觀精神作用正是浪漫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

賀敬之心系浪漫主義，在情感和理智上，在理論和創作中，都表現出鮮明的浪漫主義理論情懷。他說得很到位也很明確，浪漫主義是人類生活和精神的反應，文學史從不缺少浪漫主義。但在中國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中，浪漫主義卻處于被遮蔽狀態，甚至連屈原、郭沫若也被當做現實主義作家解讀。對此，賀敬之深表不滿?！八麄兎路鸩淮罄聿欠e極的、革命的浪漫主義這條紅線，至多只當做一個小小的線頭而已?！焙芏辔恼轮惶崛嗣裥院同F實主義，“偶爾提一下浪漫主義這個字眼也是那么不在話下的樣子。好像多說幾句浪漫主義就有損于我們偉大的傳統似的。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那么，浪漫主義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史家和批評家為什么忽視浪漫主義存在？賀敬之曾就此做過探討。他在《談歌劇的革命浪漫主義》中引用高爾基的理論，把浪漫主義分成“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認為很多人不加區別，反對消極浪漫主義，連浪漫主義也不敢談了。那么，為什么會出現“積極”與“消極”的混淆，導致浪漫主義成為反面的、可怕的東西？他認為原因在于有些詩人思想改造不徹底，生活貧乏，在創作中請浪漫主義“幫忙”，結果成為“幫亂”——他引用周揚的話說：革命激情成了“虛張聲勢的革命空喊”，革命理想、藝術想象成了“知識分子式的想入非非”，浪漫主義也就成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狂熱和歪曲生活的創作方法。缺乏激情，缺乏理想和想象，生活平庸，灰色乏味，運用浪漫主義藝術技巧就會變成虛假的浪漫主義。這種探究雖沒有觸及問題癥結，但他的理解反映了那個時代很多人的認識水平。賀敬之推崇浪漫主義，卻沒有超越時代觸及忽視浪漫主義的真正原因。

賀敬之推崇浪漫主義不遺余力。他認為浪漫主義具有非凡的藝術效果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說，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交相輝映，把那個時代的現實生活用獨特的方法反映得神采煥發，給人以千里之目，使人‘更上一層樓’。使得詩人足以‘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給人以震撼人心的雷霆萬鈞的力量?！边@種藝術效果，是其他“主義”無法企及的。他因此斷言，“積極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對于一個民族的文學，特別是詩歌的發展來說，絕不可能、也絕不會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辟R敬之的浪漫主義理論情懷委實濃厚。

但這種理論情懷沒有及時得到表現。因為他是革命詩人，要自覺服從革命理論的倡導和宣傳；因為他是理性意識很強的詩人，他不能因為自己的理論愛好而出格和冒險，尤其在五十年代那個顛覆傳統、建設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大廈的語境中，為公為私他都表現出應有的謹慎。五十年代前期，毛澤東沒有提出“兩結合”，浪漫主義備受壓抑沒有“名分”，他雖然尊崇卻不能公開暢談，如前所述，其理論主張包含著浪漫主義元素卻避諱名稱。這是文學的紀律，也是革命的自覺。毛澤東提出“兩結合”口號后，賀敬之大受鼓舞，其理論情懷得到舒展張揚的機會。1958年算得上賀敬之的理論“爆發期”。這一年他寫了4篇文章，懷著濃厚的理論興趣暢談革命浪漫主義問題，傾吐壓抑多年的憤懣情緒。

《關于民歌和“開一代詩風”》是一篇關于“大躍進”民歌的文章，撰寫之時“兩結合”或許剛剛發布，賀敬之還不能真正理解它的理論內涵及其意義，但他不肯忽視這一新的理論動態，也不肯失去為浪漫主義張目的機會，遂將熱議的“大躍進”民歌與革命浪漫主義聯系起來，在夸張盛贊新民歌的同時試探浪漫主義問題。由于初次面對且屬于“附議”，理論觸角比較局促，他引用周揚的話，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中批判“虛張聲勢的革命空喊”和“知識分子的想入非非”，試圖復原浪漫主義“真面目”。其后便是《談歌劇的革命浪漫主義》文章，該文寫于1958年6月17日，距《紅旗》雜志創刊號正式公開“兩結合”只有十幾天時間。賀敬之從歌劇創作正面切入，既表現出政治理論的敏感，更顯示出對浪漫主義的熱切關注。因為文章的側重點是浪漫主義，而非文學界熱議的“兩結合”。賀敬之縱論浪漫主義特點，貢獻了很多獨到的意見?！袄寺髁x之所以成為浪漫主義，一定有兩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一個是激情，一個是想象（或：理想）。它要求特別適合于抒發感情、表現激情的某種形式；它就要求那更易于發揮想象、理想的某種形式。如果這種形式可以不為表面生活真實的‘形似’而限制，可以更多地運用夸張、幻想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表現出強烈的感情、發出更響亮的聲音、顯出更鮮明的色彩，那么，這種形式就是浪漫主義所特別重視的?！睉撜f，這是觸及浪漫主義藝術真諦的意見。其具體闡述雖然帶有時代局限，但環顧當時的文學創作和理論建設，終非泛泛而談。

緊接著，賀敬之又撰寫了《漫談詩的革命浪漫主義》。這是代表其浪漫主義理論思考成就和時代局限的文章。所談內容較為豐富，主旨是在古今比照中強調“革命”浪漫主義。他認為，首先，浪漫主義必須有理想。任何時代的詩人都有理想，屈原李白白居易陸游都有理想，但他們的理想是懷念過去，把人拉回到墳墓；社會主義時代的詩人應該面向未來，“對美好未來的理想”，也就是革命理想，共產主義理想。其次，浪漫主義詩人必須胸懷開闊。古代浪漫主義詩人都有開闊的心胸，革命詩人必須有共產主義者的廣闊胸懷，這樣才能表現出集體英雄主義精神氣概。再次，浪漫主義的藝術表現方法——不是自然主義寫實，而是“運用夸張、想象、幻想的形式”，想象的翅膀高高飛翔，天上，地下，高山，大海，仙境，夢境，古往，今來……但古代詩人的浪漫主義是個人英雄主義，有孤獨感；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代，革命浪漫主義才能達到最充分最完滿的表現”。因為革命時代的詩人“實踐工農兵方向，把詩從個人主義的、蒼白的知識分子的夢幻和感傷中解放出來，拋棄了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可憐又可憎的‘浪漫主義’的同時表現出革命浪漫主義?！辟R敬之反對小腳婆姨的保守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或小資階級的個人主義，強調“革命浪漫主義”——其所談所論始終在“革命”框架之內。

賀敬之還談到浪漫主義的核心——“自我”問題。這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創作實踐問題，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曾經困擾著很多詩人，卻沒有人敢于正面直視，更缺少起碼的理論突破。即使有人涉及，也會毫無疑義地表示取消小資產階級“自我”，代之以工農兵的思想感情，顯示出高度的革命自覺和令后人難以思議的理論弱智。賀敬之直面這一敏感問題，并作出符合時代要求而又不違背創作規律的回答?！爱斎?，詩里不可能沒有‘我’，浪漫主義不可能沒有‘我’，即所謂‘抒情主人翁’。王國維所說的‘無我之境’是沒有的。問題在于，是個人主義的‘我’，還是集體主義的‘我’、社會主義的‘我’、忘我的‘我’。革命浪漫主義就是考慮何者為我，我為何者的最好試題?！边@種闡釋沒有離開時代規定性，但在當時和后來卻產生了很大影響，堪稱賀敬之對浪漫主義理論的時代性貢獻。

賀敬之當年撰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關于寫真人真事》。如題目所示，這是討論紀實文學的文章，受真人真事限制，很難跟浪漫主義扯上關系。賀敬之卻將浪漫主義理論觸角擴展到這一領域，認為寫真人真事也不排除浪漫主義。他說，不能把浪漫主義理解為只是幻想、夸張、傳奇等表現手法的運用。浪漫主義是一種精神，革命浪漫主義首先要表現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寫真人真事也應該表現這種精神。因為真人是具有理想主義的英雄人物，具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精神品質的英雄人物，真事有時代表了生活中積極向上的新生力量，也可以充滿浪漫主義激情。這些話頗有道理。年底歲末這篇文章雖屬浪漫主義理論思考的“余續”，但并非“狗尾”。他所說的浪漫主義是一種精神，是頗有深度的命題，可惜局限在“革命理想”視閾未能展開。理論價值之外，值得重視的是他為倡導浪漫主義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執著的浪漫主義情懷。

縱觀賀敬之的浪漫主義理論，似乎確實沒有太多創新之處，并且還存在將鮮活的理論限制在革命框架之內的缺陷，這是時代局限性；但考慮到浪漫主義被遮蔽很久和五十年代的政治語境，其正面闡釋如此概括，又確乎表現出值得肯定的理論意義。其意義在于，借熱議“兩結合”東風，為浪漫主義爭取合法地位而付出的努力，為浪漫主義理論做出的某些切中肌理的闡釋。

二、賀敬之張揚革命浪漫主義創作個性

在詩歌創作道路上，賀敬之始終堅持革命浪漫主義藝術方法，其創作表現出奔放張揚的創作個性。這很不易。

五六十年代是反對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強調統一思想認識、推崇集體主義的革命時代。新中國成立后，為鞏固社會主義新生政權，維護黨和階級利益，將每個生命都納入相應的體制序列，借助于社會體制強化管理之外，還在思想文化哲學教育等領域開展批判清洗運動，以清除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相適應的思想文化，主觀自我、個性自由等浪漫主義的核心構成均被視為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代名詞遭到猛烈掃蕩，作家創作被嚴格限制在工農兵生活的空間。在那個消除自我、個性、自由的社會和文學時代，賀敬之敢于表現“自我”，張揚個性，且這個“自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抒情主人公，不是單純的抒情和表現的視角，也不完全是“我們”的“我”，階級的“我”和集體主義的“我”，而是包含著詩人真實的生活內容，獨特的情感體驗，獨立的人生思考，是與詩人高度融合“自我”，甚至可以說就是賀敬之本人。無論《回延安》《放聲歌唱》還是《雷鋒之歌》，詩中的“自我”都可以作如是觀。其詩因寫出了真實的“自我”而真誠感人，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文學是個性的藝術，惟個性才有感染力和生命力。賀敬之的詩所以引起很大反響，在某種程度上源于“自我”，源于創作個性。

難能可貴的是，賀敬之非但堅持自我抒情，而且恣意任性，“無所顧忌”地煽動個性翅膀，“無拘束”地釋放“自我”能量。他為自己的作品取名《放聲歌唱》，放開喉嚨縱情歌唱，顯示出張揚任性的創作姿態。他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不多，但每部作品都盡可能地發揮感情溶化作用，放聲歌唱。在詩壇到處是地雷陷阱、其他詩人謹慎地伸展觸角小心翼翼地探索前進的情勢下，其表現顯得格外出格。在其創作領域似乎沒有什么可忌憚的，沒有什么不可以入詩的，沒有什么不能表現的——個人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和自我抒情，這些都是眾詩人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地方，他都扯著嗓子放聲歌唱，其所表現的，既是浪漫主義情懷，也是堅持的勇氣。如他所說，五十年代的生活工作處境其實是在十分艱難的?！斗怕暩璩肥窃谝蚝L案受牽連風聲鶴唳、動輒得咎的情況下完成的，“發聲”已十分困難，如此“放聲歌唱”，沒有堅持的勇氣是無法做到的。在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視其為“最高原則”，用以取代其他各種“主義”，浪漫主義被視為革命文學“最兇惡的敵人”早就被防范取締，且因某些創作脫離現實，虛假空泛，致使浪漫主義藝術聲名狼藉的文學語境中，賀敬之堅持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情懷。

正是基于這種情懷，在眾聲噤喏的創作環境中他淋漓酣暢地宣泄情感，張揚個性。這需要思想高度和情感濃度。賀敬之具備這些條件。革命詩人賦予了他思想高度，也賦予他濃烈感情。在那個革命話語賁張充斥的時代，他自覺地站在時代制高點上觀察思考，全身心地感受時代變革，經過周密思考和反復醞釀，形成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詩情。既然這種思想詩情符合時代需要，他也就無所顧忌地抒發表達，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告訴世界，讓世界知道他的革命詩情。

具體說來，賀敬之張揚浪漫主義創作個性基于兩個追求。首先是對于詩學規律的追求。五六十年代他有較長時間養病，身體好的時候忙于事務性工作，有精力和余力的時候創作戲劇和詩歌，他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思考詩學問題，理論研究和批評文章不多。而為數不多的理論文章如前所述，所表現的多是對革命浪漫主義詩學的理解，以及在革命浪漫主義框架之內對詩學和政治學關系的把握，對詩歌創作規律的堅持，對“情感融化”的強調，對于公式主義和庸俗化現象的批評，對自我抒情和個性表現的執著。作為革命者，他無條件地服從時代需要，這是他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生命；作為詩人，他堅持自己認定的詩學理論和創作追求。有次，他和友人聊天，談到“感動”問題，朋友說，在下鄉和下廠期間曾多次感動，但作品中缺少“感動”。因為在寫作時，是相反的情況，一“感動”便馬上提醒自己，怕是“我”在感動，而不是“工農兵”在感動。如果按照“我”的感動寫出來，那豈不是糟糕嗎？現在看來，這是幼稚可笑的情形，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作家的創作心態；賀敬之舉例意在強調思想改造必須和創作實踐結合起來?！熬唧w地說，必須把思想認識、生活形象化為自己的東西，變成情感的血肉?！痹诠街髁x、概念化盛行的時候，他提出要拿出更大力量，反對公式主義化和庸俗化以提升作品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提高思想和藝術質量。其所表現的是對詩學規律的尊重和堅持。

其次，對于浪漫主義詩學規律的追求。五十年代前期文藝界學習蘇聯，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高原則”指導理論建設和創作實踐，浪漫主義因為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處于“無名”狀態，無人提及，無人正視，更無人提倡。在此語境中，賀敬之自然不便公開提倡浪漫主義，但如前所述，其詩學主張卻“固守”在浪漫主義范疇。無論創作實踐還是理論思考都以浪漫主義為旨趣。如他對“自我”的堅持。他曾經談到這種情景：有次他給一位詩人寫回信，在回答了對方所提出的問題之后，“我寫道：‘除去技巧的重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詩（其他藝術作品也在內）中表現出‘我’來?！馑荚谟趶娬{思想認識及生活要和作者的情感相結合，通過作者的‘情感的溶化’之后，才能產生‘詩意’和有血有肉的思想性和戰斗性。當時有位朋友在身邊，看后大吃一驚：‘你怎么居然寫這樣的話？……‘我’嗎？為什么不說‘工農兵的思想感情’呢？”賀敬之舉例意在說明，作家要將思想化為情感有血有肉地表現出來，才能避免公式主義和創作的庸俗化，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感染力。而我們所看重的是，在別人看后“大吃一驚”的環境中，他公開提出表現“自我”所表現的對浪漫主義詩學理論的強調和堅持。

順著這個思路寫下去，必然遭遇無法解釋的悖論：在那個強調集體主義、鏟除個人主義的語境中，在賀敬之本人將個人主義斥之為“鬼哭狼嚎”、自覺遠離的心境中，怎樣理解其作品中的“自我”？如何認識他所堅持的創作個性？賀敬之如此熱衷于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為何能在詩壇上站得直、行得通、唱得響？這就要對賀敬之張揚的“自我”做具體分析。其實，賀敬之說得很明白，他所說的“自我”是“集體主義的‘我’、社會主義的‘我’、忘我的‘我’”，其創作所表現的是革命浪漫主義個性特征。

說白了，他放聲歌唱其實是以獨特的方式歌唱時代歌頌黨，他張揚個性，其實是以富于個性的創作表現時代精神。所以他無論怎么表現都有助于促進時代政治宣傳，無論怎么張揚個性都符合時代要求，無論怎樣獨特都沒有與時代要求悖逆的縫隙。“小我”“大我”相融無間，所以他可以大道暢行。他為自己的階級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為黨的事業發展壯大而激情澎湃，這是他放聲歌唱的內在動力和原始情感。他敢于放聲歌唱，能夠放聲歌唱，也愿意放聲歌唱，而時代也需要他放聲歌唱。放聲歌唱，這種形象性很強的創作姿態，正詮釋了賀敬之五六十年代創作的革命浪漫主義個性特點。

三、熱烈奔放的豪邁激情與強健的想象和聯想

賀敬之是一個充滿激情并且推崇激情的詩人。在為數不多的理論文章中，強調浪漫主義激情的內容占相當篇幅，且居于理論主張的核心位置?！霸姷念}材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就一個字：情。寫什么都好，都是為著吐出這個情來……”創作過程就是激情燃燒的過程，“如果作者在寫作時不是充滿燃燒的熱情并且自己首先感動的話，那么，怎么能去感動讀者和觀眾呢？”“愛，愛得強烈；恨，恨得入骨。愛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愛者欲其成神，恨者欲其變鬼”——才有詩意。熱烈奔放的激情抒發是成就其浪漫主義創作特點的基本條件。詩主情，緣情而作，這是基本常識，也是普遍現象。賀敬之獨特之處在于，即使在抒情詩群中，其激情的濃烈和抒情的自覺也是突出的。

在五六十年代的抒情詩中，賀敬之表現搶眼者在于情感濃度、厚度和力度。所謂情感濃度是指濃烈程度，是就詩人情感的積聚濃縮而言的。那是易于動情而且特別煽感情的時代。新生的共和國開動宣傳機器，調用各種力量宣傳輝煌的勝利、燦爛的現實和美好的未來。火熱的宣傳煽動起幾乎整個社會的激情，即便是共和國領袖毛澤東也屢屢激情勃發，用詩情洋溢的語言期許美好未來。賀敬之是革命詩人，他參與了民族解放、共和國成立的血與火的戰斗，并且將勝利和成就、宣傳和服務視為生命。無論宣傳報道的新聞事實還是意識形態期許的未來他都深信不疑，也都能激發真摯熱烈的情感，如其詩所寫，面對偉大現實，他時常熱淚奔流，血沸千度，情緒亢奮。這種情感發自內心本能，源于心底深處。因為他“在黨的懷抱中長大成人，我的鮮紅生命寫在這鮮紅旗幟的皺折里”。這就不難理解，“假使我有一萬張口呵，我就用一萬張口齊聲歌唱！”“讓我一身化成千萬個人吧，給我語言的大海，聲音的風云！讓我同時能在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勞動——歌唱！”也無須懷疑“我曾用真情實感去歌頌光明事物——我們的黨、人民和社會主義祖國”的真誠。

情感厚度是就詩的情感內涵而言，指詩中所表現的情感不限于表現對象，而是生發開去，在開放的思維作用下開掘出深厚的歷史內涵。賀敬之視野開闊，背景宏遠，以古今中外為坐標和參照，將抒情對象置于革命歷史發展進程中，在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中抒發豪邁的革命情感。這似乎是延安作家共同的思維特征。因為延安生活和情感經歷對他們來說刻骨銘心，或者說浴火重生，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和創作資源。而政治覺悟和革命自覺既鑄就了他們的思維模式，也框定了他們的藝術視野。對他們來說，有此情感和思想資源，無論是呼應政治宣傳還是資源藝術創作，在那個時代已經足夠豐富，無需跳出框架往返古今中外開掘其他資源。況且橫向汲取和縱向開發既不安全也不順暢。也許偶然跳出框架，在古今中外時空中攫取創作材料，但不會跳出太遠，而且有相當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性?！吧嫱獠牧稀北焕卫蔚厮┰谝幎ê玫闹黝}支柱上。

抒情力度是就抒情效果而言，特指對讀者的藝術感動力和思想穿透力。賀敬之將深思熟慮的思想包含在濃厚的情感中，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受到強烈感染，并在感動之余獲得思想啟迪。如面對雷鋒這一形象，他想到的不是響應號召學習榜樣做好事，而是思考人生問題，追問“人，應該怎樣生？路，應該怎樣行？”思考“我們的花園里會不會還有雜草再生？梅花的枝條上會不會有人暗中嫁接有毒的葛藤”與同時期眾多相關詩歌相比，《雷鋒之歌》所表現的是頗有深度和力度的人生和社會問題。雨果說“想象就是深度”。賀敬之依靠想象和聯想溝通歷史和現實，拓寬了抒情和表現空間，賦予作品以超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思想啟迪。

熱烈奔放的激情需要相應的抒情方式，并借助相應的抒情方式表現出來。表現內容與表現方式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力作精品。賀敬之詩歌的創作基于情感濃度、厚度和力度，而得力于和表現為浪漫主義抒情和表現方式。沒有匠心獨具的蓄情造勢，沒有瑰麗豐饒的語言風格，沒有濃郁的抒情氛圍，沒有強烈的節奏旋律，沒有聲勢浩大的抒情氣勢，就沒有情感的濃度、厚度和力度。作為浪漫主義詩人，賀敬之擅長浪漫主義抒情和表現方式，其各種類型的詩歌創作——無論民歌體還是樓梯式，輕抒情還是宏大敘事，均采用浪漫主義抒情和表現方式，進而成就了豪邁雄渾的藝術風格。

浪漫主義抒情和表現方式豐富多彩，賀敬之廣泛汲取，創造性運用，取得多方面成效，而他最看重、最擅長、也是最能顯示其創作特點的是夸張、想象和聯想。“詩人有最大的權利運用‘不平凡’的情節，運用夸張、想象、幻想的形式。”浪漫主義“要求那特別適合抒發感情、表現激情的某種形式”，“要求那更易于發揮想象、理想的某種形式?！痹谒磥?，“特別適合”“某種形式”便是浪漫主義夸張、想象和聯想，賀敬之將其用于表現革命浪漫主義情懷，并發揮到極致，成為其創作的突出特點。

賀敬之詩歌創作數量不多，但每次都搜腸刮肚，窮盡所能，傾其所有，在他熟悉的時間和空間放縱幻想、想象和聯想?！跋胂蟮某岚蚋吒唢w翔起來——天上、地下，高山、大海，仙境、夢境，故往、今來……相關聯的詩意。如在《放聲歌唱》中，他“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走上我們黨代表大會的主席臺”，“請未來世紀的公民聚集在我們建設的藍圖上”，幻想“古代詩人們”向我們“投下”“羨慕的眼光”。在《東風萬里》中，他讓開天辟地的盤古、治理九水的大禹來到人間，為我們“今日的英雄牽馬墜鐙”，甘愿“在煉鋼爐當一名徒工”。他最擅長的是把革命歷史意象與共和國的建設成就放置同一時空，強調其間的深層聯系，揭示現實革命的資源和動力，說明革命歷史精神傳統怎樣影響著現實的斗爭，而現實的建設成就又是如何回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

賀敬之借助于想象、幻想和聯想將思想主題、政治口號等抽象概念予以具象化甚至形象化的呈現，憑空增添了濃濃詩意，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政治抒情詩的“先天性”不足——政治抒情詩因為表現政治思想抒發政治感情而不可避免地運用標語口號、豪言壯語，存在理念大于形象、抒情浮泛等先天性不足，五六十年代很多政治抒情詩因此而缺少詩意，缺少藝術感染力和生命力。賀敬之的創作雖然也受到某些限制，但他依靠超常的想象和聯想能力，最大限度地補救了先天性缺失。如他將黨組織人格化，歌頌其偉大平凡的勞動者本色，使重大歌頌對象和表現主題得到富于詩意的表現。《放聲歌唱》寫在慶祝共產黨三十五歲生日、歡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時候，“我們的黨，沒有在酒杯和鮮花的包圍中，醉意沉沉，黨，正揮汗如雨！工作著，在共和國大廈的建筑架上！”他寫共和國改變了歷史面貌：“看五千年的白發，幾萬里的皺紋，一夜東風全吹盡！”他寫祖國的歷史和民族命運發生變化：“而你呵，命運姑娘，你對我們曾是那樣的殘酷無情，但是，今天你突然目光一轉，就這樣熱烈地愛上了我們，而我們也愛上了你！而你呵，歷史同志，你曾是滿身傷痕、淚水、血跡……今天，我們使你這樣地驕傲！我們給你披上了繡滿鮮花、掛滿獎章的新衣！”想象和聯想搭建起形象的橋梁，無形的理念變成可感可視的具體形象，在抽象的政治性命題中挖掘出令人驚奇的詩意。

四、強健的理性意識將浪漫情感控制在規范的疆域

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簡單。很多事實被雜亂的現象掩蓋著?，F象有真有假，有深有淺，在言論欠自由、創作有限制的時代，更是如此。人的情感意識是復雜的，每個生命個體都扮演著眾多角色，無論角色限制還是生存發展需要，都會表現出多重的情感意識。既有積極響應周圍環境的熱情也有消極適應環境要求的無奈，有由衷的呼應也有被動的順從。而且二者或者多者混雜在一切，既無法剝離也難以區分。文學創作更是如此。從整體上看，賀敬之與膨脹的革命時代高度一致，但仍需撥開遮掩，深入分析背后的密碼隱情。

賀敬之情感超常充沛，理性意識也強健過人。他縱情任性卻又不單是縱情任性?？v情任性屬于表象，是其用浪漫主義表現方式刻意創造的表象。而表象背后，則是強健的理性力量的有效控制。強健的理性意識賦予他深刻獨到的觀察力，使他對復雜問題有獨特的思考，其詩因表現獨特的思想而有力度，并贏得讀者贊賞——如前所說。同時，也賦予他駕馭情感和蓄情造勢的能力。他情感澎湃放聲歌唱，但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真正放縱。他情感濃烈傾向鮮明，但始終圍繞歌頌黨和社會主義展開，見解獨特卻始終沒有超出意識形態框架和宣傳需要。革命斗爭生活的經歷和經驗強化了他的理性意識，在那個復雜多變、險象環生、動輒得咎的斗爭環境中，他能夠比較好地處理政治學與詩學、服從需要與自由創作、自我與人民、詩人與使命、個性表現與時代精神的關系，使需要和抒情、戰士和詩人二者兼具，相得益彰。他走在懸空的鋼絲上沒有出現危險和驚險，戴著鐐銬跳舞卻跳出了張揚的個性風格，所依仗的是理性意識的作用。他知道為什么寫，也知道寫什么和怎么寫，知道表現什么也知道怎么表現；他展示個性風格，但懂得尺度，知道適度。其創作機制始終在理性力量的掌控中運行，創作道路也因此得以穩健伸延。賀敬之是浪漫主義詩人，但并非一般浪漫主義詩人；他是革命浪漫主義詩人——“革命”保證了政治生命安然無恙，而“浪漫主義”則滿足了審美追求。

賀敬之的浪漫主義是對時代輿情的順向闡釋和創造性運用，所以在當時得到廣泛回應和強烈共鳴。但這回應和效應是有條件的。時代激情、革命思想和政治理想雖具有強大的統攝力和影響力，但畢竟屬于思想意識的膚淺層面，容易變化，易于蒸發，隨著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的變化，其創作的回應和效應也就大打折扣。賀敬之懷著赤誠的革命情思表現了那個時代的激情，其創作也隨著那個時代的遠去失去了曾經的藝術感染力。特定時代的產物必定為特定時代所限制，創作的時代性也受制于時代性。政治抒情詩的藝術感染力很難持久。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表現自我，張揚個性，抒發激情，表現力強健，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但無法超越“先天性”限制，時過境遷，輝煌不再，藝術感染力式微，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