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虎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的故事核心是1936年上半年的紅軍東征，然而，正如歷史不是一次單純的軍事行動那么簡單，這部書的敘述，也并沒有單刀直入、開門見山地就寫東征，而是把圍繞著東征的所有歷史復雜性都展示了出來。這個歷史復雜性，包含了層層疊疊的矛盾——中日矛盾、國共矛盾、國民黨軍政內部矛盾、共產黨軍政內部矛盾，以及與這些矛盾相交叉的和在這些矛盾之下更加細部的諸多矛盾。對于時局中的所有這些復雜矛盾，當時看得最清、把握最準的，是剛剛于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確立領導地位的毛澤東。而就在東征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全面抗戰大背景下的1937年8月，毛澤東發表了《矛盾論》。讀《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于歷史的故事化敘述，與毛澤東對于“矛盾”這一哲學命題的理論闡述實現了高度的契合。——如此，以毛的戰略的視角和思維來切入和把握這一段史實，便表現為作者這部書的敘事策略。

布勢：一棋策動全局，一綱牽起眾目

面對如此眾多而復雜的矛盾，如何敘述才能做到綱舉目張，是對作家的判斷力與控制力的極大考驗。其實，那個“綱”，也就是這段歷史、這次戰略實施的關鍵點，是不難找到的，那就是“共赴國難”中的“共赴”二字所昭示的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進，關鍵是，要在“中日矛盾”這一核心矛盾之下，深入“共赴”主體的各個層次，讓相關聯的每一級、每一處矛盾的演變發展都清晰起來、鮮活起來。

對于當時的中日矛盾，本書著墨不多，它更像是一個背景，映襯著國共兩黨的博弈；或者一個靶子，被全中國的人注視著，等待著全中國的人一起向它射擊。在這一主要矛盾之下，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與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兩種主張或理論之間的矛盾，同時，由于共產黨的主張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支持，蔣介石還面對著與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在小說中，這后一重的矛盾以“一二·九”運動為線，穿插于各重矛盾之中）。在蔣的陣營之中，又有蔣與張學良的矛盾、蔣與閻錫山的矛盾等等；在共產黨內部，則又有圍繞著東征而產生的政治、軍事路線的分歧等等。所有這些矛盾往來交織，在小說中又表現為兩條故事線索，一條是政治線，或曰歷史線；一條是軍事線，或曰地理線。而軍事行動，是撬動政治目的的杠桿。那個手握杠桿的人，是毛澤東。

為什么東征？要論軍事實力，以當時陜北萬余人的紅軍隊伍，要真的想全面戰勝閻錫山數十倍人數優勢的晉綏軍，那是不可能的，何況蔣介石的中央軍也不會對此坐視不理；同時，對于要不要與蔣介石集團聯合抗日，黨內意見也是不統一的。所以，東征能不能實現，還是個問題。在真正的戰爭開始之前，必須解決的是黨內的路線分歧，這是歷史事件發生之前長長的前奏，是毛澤東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甚至是比東征本身還要重要的問題。鋪墊好了這一點，關于戰爭的敘述便水到渠成。所以，作者不厭其煩地寫了毛澤東是怎樣不厭其煩地去給所有人做思想工作的。從政治局會議上的舌戰，到不同場合的戰略釋疑和戰前動員，再到對林彪一次次的或口頭或書信方式的說服，毛澤東成了毛澤東思想最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按毛澤東的理念，內因是決定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內部矛盾得不到較好的解決，那么是談不上更進一層的與外部的矛盾的。基于這一理念，對于東征與否需要取得一致意見，對于可不可以與蔣介石集團聯合也需要取得一致意見（對于這后一點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之后作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進行闡述）。在事關抗日、事關紅軍生死存亡的大戰略上，作者濃墨重彩地來寫這個內部矛盾的解決過程，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是不是照此理念，就可以判定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也是合乎“矛盾”法則的呢？當然不是，因為在具體操作上，毛澤東對于處理內部矛盾講究的是最大限度地求得“一致”，求得“團結”，而蔣介石所主張的具體內容則正好與之相反，是“圍剿”，是“剪除”。對于蔣介石處理國內矛盾、處理國民黨軍政集團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和言行作為，小說中也做了形象而豐富的呈現，正好與中共一方形成對比。這一點，將在下一部分細述。

回到毛的戰略上來。東征的最高目標，就是向蔣介石喊話，實現聯合抗日；如果蔣介石不僅不響應，反而阻礙、抗拒的話，那全國人民都會看在眼里，全國人民都會發出聯合抗日的呼聲，最終仍然會對蔣形成倒逼，推動歷史向統一抗戰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原則，斗爭，是為了統一。毛澤東當然知道蔣介石不會那么聽話，所以，他是有另一手的——不，不是一手，而是好多手，因為在他的眼里，矛盾是分著好多層級的，每一級的斗爭，他都要顧到。而作為作者，也必須面面俱到地把這些矛盾呈現出來，才能完整地敘述一段歷史。

打閻錫山，相當于敲山震虎。毛澤東的戰略是：能打就打，打不過，則就地赤化、擴紅、籌款。這一點，小說在東征之前中共內部的思想斗爭部分就曾多次提到，到了東征的具體實施階段，又以故事形式，做了多方面的呈現。這時仍然存在著矛盾的分叉，首先還是黨內思想的不穩定，最突出的表現是自負的林彪在東征中領著紅一軍團，不聽指揮，一味挺進，甚至發電報提議毛澤東離開指揮崗位，回到陜北去。對此，毛澤東一次次耐心而策略地給予了糾正。同時發展出來的新的矛盾是，在閻錫山長期的反共宣傳之下，山西的老百姓對紅軍沒有正確認識，為此，紅軍專門設立了地方工作委員會，針對不同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對象，制定了各種細化的工作辦法，以實際的濟貧行動、文藝的宣傳方式、嚴格的工作紀律，走群眾路線，做群眾工作，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作者對于大小矛盾的把握，是立體的，并且靈活裕如。

與東征同時進行的是對蔣介石陣營的分化。《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的開篇，便是從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矛盾講起的。一看見“張學良”三個字，我們就知道，這個切入點找對了。抗日、抗日，“九·一八”是個開端，張學良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可是，這開篇的意義還不止于此，它不只是個引子。書中交待，“九·一八”之后，東北軍先是被蔣調到鄂豫皖邊區“剿匪”，而后在1935年的夏天，也就是中央紅軍東征前半年，又被調往陜西去與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一起圍剿徐海東、劉志丹領導的紅軍。張學良、楊虎城，并列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會使人想到“西安事變”，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在“西安事變”之前張、楊的交往與努力？“西安事變”不是突然而來的，它是張、楊熱血不泯的必然作為，也是對中共“一致抗日”主張的最直接響應。在“九·一八”和“西安事變”之間，在紅軍東征前后，張、楊都是“統一戰線”上的重要人物。

不打日本人而打中國人，這是歷史的荒謬，也隱含了號召“共赴”的必要。張學良是憋屈的，楊虎城是精忠赤膽的，這兩個人是蔣的軍隊里主張抗日的代表，也是中共聯合的必然對象。可是，畢竟張、楊是隸屬于蔣的，于是，在書中對東北軍和紅軍之間的戰事，以及楊虎城與紅軍之間的芥蒂，便不能忽略，甚至對于張、楊的投契，作者也是從張的東北軍與楊的西北軍的沖突寫起的。而后，才展開以周恩來為領導的對于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爭取工作。將“對立統一”的矛盾視角伸展到這個程度，仍然不夠。作者交待，張學良的東北軍，幾番被紅軍戰敗，甚至被取消了兩個師的番號，由此還引發了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當面沖突，也正因此，張學良才數次飛抵山西，尋求閻錫山的支持，于是，表面上看，張、楊與閻錫山結成了軍事上的“秦晉之好”，對于毛澤東的東征戰略，形成了前阻與后憂，擺上了前狼與后虎，如此一來，便又回到了東征可不可行那個中共黨內矛盾上來。同時，張學良的抗日而不得，也表現為他個人的思想情感矛盾，所以他會與蔣介石產生對抗，也會在與閻錫山的會晤中，既表達抗日的述求，又尋求聯合的自保。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道：“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反過來看，張學良、楊虎城正是蔣介石的政治路線不正確所造成的內部矛盾的代表，而閻錫山則是他在組織上不鞏固的代表。所以，東征雖然沒有聯合到蔣介石，卻先是聯合了張、楊，終而因為打亂了蔣、閻平衡而聯合了閻錫山，也是必然的。作者將這一重重錯綜復雜的矛盾，拆解來寫，而又達到了環環相扣、還原歷史的效果，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同時，各個人物的形象，也在此過程中有了血肉。

在這部書中，有一個異數，就是對于楊虎城的出身和成長經歷的詳細交待。這一部分，看似形式上游離，實則有著實質上的統一性。首先，正像作家在創作之先必須要找到一部作品最合適的入手之處一樣，要解決東征所要面臨的諸多政治的、軍事的矛盾，必須找到矛盾之環鏈的關竅所在，而這個關竅，就是楊虎城。聯合了楊虎城，便能進一步地通過他，配合著其他直接的措施，聯合張學良及蔣介石陣營內的其他主張抗日的軍事力量，從而解決東征的后顧之憂，讓黨內對于東征形成一致的意見，同時進一步地壯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次，它還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將軍為什么這么紅”的問題，而這一問題，與紅軍入晉后的赤化、擴紅、籌款的方略的是一致的。將軍，是從群眾中來的，紅軍，是要到群眾中去。這是二者的契合點，也是楊虎城之所以能成為矛盾關竅的根本原因。楊虎城是個關鍵人物，不好好交待，就沒有說服力，就不完全。

讀完全書，與東征相關聯的各樣矛盾都產生了新的演變，最主要的不是它解決了紅軍的發展問題，也不是閻錫山從斗爭走向了合作，而是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此更進了一步，歷史大勢，滾滾再不可阻擋。由此，我們也明了了，東征是一招險棋，更是一著解圍、盤活之棋。

畫圖：主張激蕩時局，人物各入各戲

《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在結構諸多矛盾的同時，鮮明地將代表矛盾主體的各個歷史人物的形象樹立了起來。這些形象，是在矛盾沖突中凸顯的，他們各自對待矛盾的態度與言行，就是他們本人最傳神的畫圖。

在抗日的問題上，毛澤東的主張是明朗的，那就是必須得打，而且不光自己打，還要聯合國內各種政治、軍事力量一起打。在《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中，毛澤東是臨危不亂、成竹在胸、揮灑自如的，總是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總是能從危局中看到良機，化危機為出路。他靠的是什么？根本是民族大義，關鍵是戰略判斷，也就是對于矛盾演變規律的正確把握與運用。在作者筆下，毛澤東的形象與諸葛亮極為神似，但毛澤東手中所搖并不是羽扇，而是毛筆——他總是隨身帶著筆墨紙硯，總是在寫東西，要么是寫電報文指揮槍桿子，要么是寫信溝通黨內外思想，要么是寫宣言呼吁全國各界一致抗日，再加上書中未曾涉及的那些形勢報告和理論分析文章，筆桿子在他的手中，發揮了無窮的威力，逐步確立了他的精神領袖的地位。也正是這種視覺上的舉重若輕，讓毛澤東的形象總是像在“閑庭信步”。矛盾的諸方面是對立統一的，既有斗爭，又有統一，不能片面強調斗爭，也不能放棄斗爭實現無條件的統一。毛澤東手里這一支筆，即承擔了斗爭，也承擔了團結與統一。識見高，膽便大，東征的過程，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智慧與勇氣。

蔣介石對于日本侵華勢力，不是不恨，而是不敢公開恨；不是不打，而是不敢馬上打，于是，他便表現出了一個對外綏靖而對內頑固的形象。他的這種態度，不談民族大義，僅從戰略判斷上來說，便輸給了毛澤東。作者首先透過宋哲元在對中日矛盾的態度上的轉變來呈現蔣介石的思想并刻畫其形象。宋哲元原本是抗日名將，但是在日方策動華北自治的過程中，卻因為蔣介石的一封密信，從抗拒，轉向了順從。蔣在信中寫了什么？核心是一句話：“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這就是蔣介石對待中日矛盾的態度。他之所以持有這樣的態度，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在與日本人撕破臉之前，我會完成國防準備。但是，日本人怎么會給他機會？日本人一直在以軍事力量為后盾對中國進行政治攻陷，而又以政治手段為先鋒來避免國力損耗、預謀大舉。華北政權剛剛適應日方要求實現“特殊化”，日本人隨即就拋出了“廣田三原則”，要求蔣介石承認“滿洲國”，并且拋棄英美的戰略援助，與日本合作，這一下子就把蔣介石逼到了墻腳，轉而使他發生了思想上的動搖，開始秘密尋找與中共談判的渠道。談判就談判吧，還要“秘密”，可見蔣介石還是對日本侵華勢力存在著幻想；同時，他又要借共產國際來給中共施加壓力，接受他的苛刻條件，這又表明了他的談判的毫無誠意。后來日本人偵知蔣介石派陳立夫去蘇聯聯絡，便給蔣介石施加壓力，談判終告流產。在這個過程中，蔣的瞻前顧后和搖擺不定的形象，得到了確立。而同時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一方卻一次次地引領了抗日輿論和行動的高潮，甚至國民黨軍政陣營內部力量也開始公開反蔣，使其處境更加地被動和難堪。可即便如此，蔣介石仍然無法像個真正的國家領袖那樣看清形勢，做出決斷，反而要尋找一個新的口號來對抗中共的“聯合抗日”，以便更加隱蔽地推行綏靖政策。其實，早在宋哲元接受了他的綏靖思想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而引發“一二·九”運動這一抗日高潮事件的時候，形勢已經進一步對蔣介石形成了倒逼，證明了蔣介石的失策，可他卻仍然一步步地在走錯——這，首先是哲學上的失敗。

閻錫山在對待抗日一事的態度上，與蔣介石是極為相似的。日本人已經侵入了華北，在閻錫山治下的山西，隨時都面臨著更大的危難，但是這危難一日不來，閻錫山便一日不會把它當作主要矛盾來對待。正如蔣介石總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剿共”和與閻錫山等地方軍事實力派爭奪地盤上，以形成國內唯我獨尊的局面一樣，閻錫山在乎的是，不管日本人、蔣介石還是共產黨，你們只要不動我的山西，保證我在這國中之國的掌柜身份，那我就不跟你們爭，也不跟你們斗。可是，東征打亂了他的穩定。共產黨借東征，對他是又斗爭、又爭取；蔣介石借東征，調中央軍入晉盤踞，還要把他的晉綏軍調出去“剿匪”；同時，日本人又要進攻綏遠，使得閻錫山不得不權衡利害，最終做出了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決定——雖然，他這一舉措主要還是為了不讓蔣介石吃掉自己。所以，閻錫山的關鍵詞是：自保。但是，即便沒有紅軍東征，也沒有蔣介石中央軍的入晉，日本人總還是會打到山西來的，所以，早日響應抗戰，早日結成抗日的統一戰線，對閻錫山，總是好事。——在各方角力之下，閻錫山做了個不倒翁。

在抗日這個大矛盾之外，在與國內并存的其他軍政力量的矛盾之外，《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也精當地展示了各個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在面對陣營內部矛盾時的態度與表現。

中央紅軍在準備東征之前，剛剛在長征途中結束了“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到了陜北之后，立馬就著手釋放了被王明把持的上海中央局派來的“左”傾黨代表關押的劉志丹、習仲勛等100多名紅軍和蘇維埃干部。毛澤東特意強調了不可再逮捕、不可再殺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為。陜北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建這塊根據地的同志都是黨的好干部”。隨后對于東征戰略，毛澤東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分析時局、指陳策略，對于諸多反對意見逐一進行了解釋與反駁，最終說服眾人，取得了一致。然而，東征即將成行，東征是否可行的問題卻又在軍委和紅軍的高級指揮員中出現了兩次反復。于是，毛澤東又先后在軍委會議和東征動員大會上論述了一次東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再次明確了東征的任務，并給指揮員們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氣。不止于此，渡河之前，毛澤東還分別找每個師的主要首長都談了話；渡河突擊隊過河的前夜，毛澤東又親自到集結點做了一次動員。在書中，這樣的思想溝通還有多處。難怪閻錫山會說：“共產黨的政治工作太厲害。”

蔣介石的陣營比較復雜，無論張學良的東北軍還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名義上都以他為最高軍事統帥，但他們都不是蔣的嫡系，所以，蔣一方面要安撫他們，一方面又要防備他們，還要離間他們，削弱他們。在書中，作者既對蔣介石與各有關軍事實力派之間的角力進行了呈現，也透過蔣與真正的身邊人的矛盾刻畫了他的心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子文。閻錫山在紅軍西渡后自嘲：“放眼中國，各處與共黨作戰，哪個不是以十倍以上兵力，數十倍以上民力，數百倍以上財力，數千倍以上械彈補充力，而每每卻被匪軍所困，中央軍也不例外。所以不丟人。”他說的這種情況，宋子文早在五年前就有同感了，所以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不堪重負，公然反對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此，蔣介石惱羞成怒，打了宋子文兩個耳光。蔣介石的家長意識，由此稍露一斑。而后蔣要與中共聯絡，而宋子文跟毛澤東、周恩來都有私交，所以，就找了宋子文來穿針引線。他先是對宋子文表明心跡，說：“我每每思及你跟我說過的‘抗日重于剿共’的話，愈發覺得有道理的很。”隨后馬上又給宋戴了個高帽子，說：“你都是為了黨國的利益著想啊。”然而，蔣介石提出的與中共的談判條件連宋子文都覺得苛刻了，對此，蔣說：“談判開始的時候總要把己方的利益最大化，不然政府的臉面何在？”這還是唯我獨尊的思維。后來宋子文費盡周折拿到了中共中央反饋回來的談判條件，蔣介石卻又畏縮了，終于使談判不了了之，宋子文和雙方一系列人物的努力都化作了流水，直到張學良、楊虎城憤而發動了“西安事變”。與毛澤東把思想工作做到連隊形成對比，蔣介石與身邊要員思想溝通的短路，令出令收的隨意性和不徹底性，都是他不能凝聚人心的原因。這是個人意志與領袖身份的不相匹配，也是如前所述識見不透徹的表現。

與蔣介石相似，閻錫山也表現出了他的威權思想和大人物思維。在東征戰役中，晉軍上校團長郭登瀛被俘，通過與紅軍的接觸，以及毛澤東親自安排他在陜北根據地體驗了一個月，對紅軍感佩不已。而后，他帶了毛澤東的信去見閻錫山，閻錫山雖然在蔣介石“削藩”的形勢逼迫之下對毛的提議已有暗許之心，卻仍然將作為信使的郭登瀛給送進了感化院。作為大人物的閻錫山要聽毛澤東的話，甚至要聽區區一個團長的話，他拉不下這個臉來，他必須擺出一副自己拿主意的姿態。緊接著，為了借抗日之名而抗蔣，閻錫山召開會議，做出了“聯共抗日”的決定。這回，他仍然不愿意再派郭登瀛回去當信使，更不愿正面給毛澤東回信——郭登瀛已經“赤化”了，不算自己人了，他不能用；直接回應毛澤東，他太沒面子。于是，他找了個自己信任，又確信能與中共搭上線的中間人，曲折達成了合作協議。

蔣介石因日人壓迫而聯共，和閻錫山因蔣的壓迫而聯共，二者是十分相似的，雖然在本書所述這段歷史中，蔣中途而罷，閻確定合作，但這兩種情形，無不切合毛澤東的矛盾理論，所以他總是能主動權在握。在這個過程中，蔣與閻的表現所形成的對比，是十分有意味的。

作者還從施政主張的維度對毛、蔣、閻的思想各自進行了呈現，而這種呈現本身，就是一種比較，構成為面對國家革新發展這個矛盾時的思想角力。

首先呈現的是閻錫山。閻錫山有句口頭禪：“眼下的國難在抵抗，未來的國難在自強。”他對于政治、經濟、社會的建設，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和做法，而且很成功，這一點，在本書的東征戰役部分有形象的體現——紅軍打到晉南，要打土豪、分浮財，卻發現當地人家幾乎都是寬房大院，有戰士竟對拉他們回家喝水的那戶普通人家是不是土豪產生了爭論！晉軍對軍火的毫不吝惜和洪洞縣城的城高難下等情節，也印證了山西的富庶。有基于山西經驗，閻錫山也贊成蔣介石對日方的綏靖政策，先自強，后抗日。可是，在日本人侵華之前他就已經在山西經營了多年，早就打下了底子，而蔣介石要面對的是全國，而且剛剛起步，他又怎么可能在日方的虎視眈眈之下完成這樣大的一項工程呢？而實際上，小說難免有夸張的成分，在當時整個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山西盡管比別的省富庶，可也存在著具有全國普遍性的深層矛盾，對于土地問題，閻錫山所樂道的“土地村公有”，并不能根本解決，所以，紅軍的赤化、擴紅工作，才能像書中所述做得那么有成效。

至于蔣介石，他開展了個“新生活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和閻錫山的“公道主義”都是從儒家文化中脫胎而來的，訴諸道德，“主張公道”，不能說沒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二者對于解決當時國內的深層矛盾，卻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措施。所以，土地革命一來，這兩座空中樓閣就都土崩瓦解了。說到底，還是深入調查研究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靈活掌握了唯物辯證法的毛澤東看得透徹——真正解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問題，才是當時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那樣一個時局中，整個中國就像是一部巨大的機器，其中每一個矛盾都像是一個齒輪，這些齒輪相互咬合在一起，一動俱動。《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繪就了這部機器朝一個正確方向開動的歷史片斷，以及那些齒輪交錯運動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