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成為丁力先生的長篇小說《深圳故事》最初的閱讀者之一。丁力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編輯張頤雯老師介紹過來的，她已經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丁力的若干小說，覺得丁力的寫法很適合《當代》雜志的風格，就無私地推薦給了我們。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這是一種文學“刊際主義”精神。非常巧，恰好當時《當代》的老主編周昌義也在看丁力的稿子，我們就決定一起看，哪兒好哪兒不好商量著來。

一看之下，覺得很驚艷。驚艷的首要原因，是丁力對于時代變遷有著非常敏感的自覺意識，而這種敏感無疑來自于鮮活的一手資料。他的小說大部分都是反映深圳這座城市在改革開放之后成形、發展、壯大的過程，并且寫的是一群來自內地的異鄉人如何在完全陌生的環境里打拼和奮斗的歷程。毫無疑問，對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國人而言，生活中最重大的變化莫過于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深圳這座城市又是全國矚目乃至世界矚目的改革開放的橋頭堡，記錄深圳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再現了中國巨變的縮影。丁力所寫的不僅是一群人的白手起家，同時也是一座城市的白手起家，一個國家的白手起家。用比較傳統的評判標準來說，這樣的寫作具有非常重要的“題材優勢”。也許很多職業從事寫作的朋友并不看重這種優勢，覺得靠“寫什么”而不是“怎么寫”取勝顯不出作家的本事，就像好廚子應該炫刀工炫顛勺，而不應該在買菜上下功夫。但話說回來，如今任何一個飯館恐怕都要首先宣傳自己的原料新鮮，甚而有的還把橄欖油擺桌上聲稱“就是拿這個炒的”。再說回到寫作上，好作家的一個能力，恰恰正在于他懂得選擇恰當而有意義的題材，同時把握這些題材所必需的經驗和閱歷，或許就和語言能力、構思能力一樣，常常屬于近乎天賦的資源了。丁力先生早年創業，對于科技界與經濟界都有很多真實的經歷，并且他寫小說之前就寫了大量的科技和經濟論文與著作，真實的經歷加論文的組織，使得他寫小說的時候完全是內行人在說內行話，而非那種過分依靠想象的外人臆測。讀這樣的小說，既有文學上的審美，也常常有知識上的長進。

看完丁力的一系列作品后，我們決定將它們進行一定程度的整合，發表在《當代》雜志上。發表時題目叫作《南方故事》，后來出版單行本變成了《深圳故事》。而在題材之外，丁力在寫作上的另一個優勢也受到了讀者的認可，那就是他有著舉重若輕、揮灑自如的寫作姿態。大凡意識到自己正在寫作一個“重大”的、“有意義”的題材的作家，常常會被題材本身的價值所綁架，不由自主地擺出一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架勢，時刻不忘對讀者曉以大義還生怕人家看不出來，這就將題材的意義變成了負擔，反而失去了文學所應該具有的表現力和吸引力。還是拿做飯打比方，再好再貴的原材料也得煎炒烹炸，沒必要由廚子先帶領大家對它進行三叩九拜。而丁力在寫作時具有一種平易近人的美德，他從來不會擺出說教的面孔，更不會煞有介事地聳人聽聞，只是娓娓道來地將他的所見所想和讀者分享，這樣的腔調使他的小說具有一種引人入勝的感染力，也將宏大的歷史滄桑化成了一段又一段具體的、能夠切實地牽動普通人感情的故事。并且，丁力也是一個設置情節的高手，許多原本專業性極強、有可能會相當枯燥的段落，在他筆下也能巧妙地和故事融為一體，讀來并不費力，反而加分，這讓人不得不佩服他對材料選擇和化用的能力。

有了極具價值的題材和恰當的表現方式，足以使得丁力的《深圳故事》成為諸多直接書寫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作品中相當出色的一部。應該說，中國作家從來都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所以無論是“十七年”還是“新時期”文學，都不缺乏對于“革命史”“家族史”或者“個人史”的書寫，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本身也已經構成了一部復雜而恢弘的歷史，這種正在進程之中的歷史也是值得我們格外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