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堤以后

從廣播中聽到，領導一再強調要保證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哪個地方出問題，由那個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負責”。這時我正在病床上打吊針，枕旁只放一冊《清稗類鈔》，里面正好有一則《高家堰河決案》，說的是一百七十年前發生在江蘇的一件事。原來那時候哪里潰堤成災，那里的“主要領導”也是要負政治、法律責任，不能換上夾克便裝，到災民中去走一轉，拍幾個電視鏡頭，便可以完事的。《清稗類鈔》原文為文言，現譯述如下，算是講個故事吧。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蘇北發大水。在一次風暴中，高家堰十三堡的大堤決口，洪澤湖水泛濫成災，淮安、揚州兩地區幾乎全部被淹。皇上得知后，極為震怒，派大學士汪廷珍、尚書文孚前往查辦。

第二年正月間，汪、文一行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取證之后，到達了清江浦（今江蘇淮陰市）南河總督衙門。當時黃河不入山東，由此東流入海。在黃河北岸萬柳園河督衙門轅門外站班等候的人員有：兩江總督（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最高軍政長官）孫玉庭、漕運總督（負責從南方向北方糧食運輸的行政長官）魏元煜、南河總督（負責江蘇、安徽境內黃河水利工程的行政長官）張文浩以及他們屬下的文武官員。

官員們站立了一些時候，只見一人騎馬奔來，高聲喊：“中堂（大學士的稱呼）請漕臺魏大人準備恭請皇上圣安！”聽到只招呼漕督一人，孫玉庭和張文浩便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得準備接受查辦了。

汪、文一行進了衙門，魏元煜跟著入內請過圣安，仍復退出。接著，便傳呼孫、魏、張三人接旨。這時中門大開，有四位辦事人員捧護著皇上朱筆寫的諭旨出來，肅立在專門設立的香案前，孫、魏、張三人跪下聽宣。當聽到：“孫玉庭辜負國恩，疏忽職守，犯有不可原恕的罪錯，皇上問孫玉庭知罪否？”孫玉庭連忙摘下自己的官帽，口稱“孫玉庭昏聵糊涂，辜負天恩，只求皇上從重治罪”，同時不住地往地上碰頭。諭旨隨即宣布：“孫玉庭革去大學士、兩江總督職務，聽候處理。兩江總督一職，由魏元煜代理。”魏元煜叩首謝恩。

欽差繼續宣旨：“張文浩于防汛時不接受正確意見，剛愎自用，處置失宜，以致造成此次洪災，使人民蒙受巨大損失，其罪行尤為嚴重，皇上問張文浩知罪否？”這時張文浩已經換下官帽官服，聽后伏地痛哭，自稱禍國殃民，罪該萬死，求皇上明正典刑。上諭：“張文浩革職后立即拘禁，先加刑具在當地示眾兩月，再從嚴究辦。”執法人員早已將刑具準備好，乃是用木板做成的一副枷，長寬各尺馀，上用黃綢覆蓋（因是皇上特命，用于枷系大臣，故加黃綢），拿來枷在張文浩的頸上，便將他帶到河堤上示眾去了。

接著便召集道、廳、營級官員齊跪庭中，宣布旨意：“欽差臨行時，皇上當面交代，自古刑不上大夫，何況張文浩官居總督，為什么還要戴枷示眾？乃是因為，國家最重人民生命，設官行政都是為了保護人民。堤防決口，人民生命不保，百姓家園被毀，被迫漂蕩流離，實是朝廷的恥辱。故不能不嚴懲負有直接責任和領導責任的官員，以示國家對民命的重視。兩淮官民，務須體會皇上的用意。”

然后，汪、文一行回京復命。張文浩最后定罪，被充軍發配伊犁。

這則故事是講完了，有人也許會說，大水大風都是天災，河督大人戴枷充軍，總督大人撤職查辦，未免過當。為此我特別查了《清實錄》，原來在高家堰決口之前，張文浩已因辦理河工不善，迭經上諭切責，還被“拔去花翎，降為三品頂戴”；孫玉庭也因未能“早為參奏”張文浩，受過降級處分。高家堰決口后，派汪、文南下察看，又先查問過有關道廳官員，知道在黃汛來時，各道廳曾稟請堵閉御黃閘，放泄洪澤湖水，而張文浩固執己見，不肯聽信，應閉不閉，應開不開，以致湖水過高，掣塌口門二處，坍卸石堤一萬一千馀丈，故此張文浩確實應負主要責任。道光四年十二月己未，即汪、文到達清江浦之前，皇上還批閱過孫玉庭一道奏章，孫奏稱堤防決口，“實由暴風狂猛，人力難防，張文浩但為節省啟閉錢糧，遲堵御黃壩，蓄清過旺（黃汛到來前所蓄清水水位過高），轉致棘手”，竭力為張文浩也就是為自己開脫。皇上批云：“風暴由天，蓄清過旺亦由天乎？……誤國溺職之人，朕斷不能姑息也。”

“風暴由天，蓄清過旺亦由天乎？”這一問問得好，我們不能因為它是皇帝的批語便以人廢言。堤垮了，垸子倒了，當然是因為水太大，是天災。但人在天老爺面前從來就不是無能為力的，不然，又何必要修水利？何必要設官施治，花費百姓的錢糧？自古國家皆以社稷生民為重，農田（社）、作物（稷）和老百姓受了巨大損失，享俸祿的地方長官即不能不負其該負之責。看來，專制君主所施行的雖是人治而非法治，但當關系“人命至重”的時候，亦不得不依法辦事，辦幾個負責任的封疆大吏。要講歷史的話，這也算是一種歷史吧。

《清稗類鈔》提到的“大學士汪廷珍、尚書文孚”，中華書局印本將文孚錯印成“文學”。查《清實錄》道光四年十一月辛亥，“命吏部尚書文孚、禮部尚書汪廷珍馳往江南查辦事件”，文孚列名在前。又查蕭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宰輔表》和《清代軍機大臣表》，汪廷珍于道光五年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則其充協揆尚在命往江南之后（可能在其到達清江浦之前已授協揆，故能稱中堂）。文孚則嘉慶二十四年即入軍機，四年又加太子少保，位望實在汪前。而被查辦的孫玉庭，卻在道光元年就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四年閏七月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督兩江，資格比文、汪更老。孫是兩朝重臣，政聲一直很好，這次也是因張文浩牽連受過；只因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守土有責”，即不能不負其責。其時他已七十二歲，第二年就以“編修”退休，降了一十二級（大學士為正一品，編修為正七品）。又過了十年，他“重赴鹿鳴”，才賞了個四品頂戴，旋即故去，到死也沒能官復原職。

一百七十年前，對防汛疏忽，潰了堤，死了人，負有直接責任和領導責任的地方主官，其處理經過情形就是如此。史云，“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也不知這話現在是否已經過了時。

（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