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和士氣

（一）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民眾對于政府和政府官員，總是會有意見的，或好或壞，這便是民意。讀書人對于當局和當軸者，也總是會有看法的，或好或壞，存則在心，發則為氣，這便是士氣。社會是否健康，國家是否穩定，就看民意和士氣能不能伸張。

伸張第一就要能發表，說好說壞都是正常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千人一面既不可能，眾口一辭又怎能做到？除非像王莽天天搞幾萬人歌功頌德，或者像袁世凱籌安連妓女也來請愿要大總統快當皇帝，但這種“輿論一律”只怕有點靠不住。那么還是讓大家各說各話好，老爺子盡管最愛堅硬的稀粥，只要允許年輕人說漢堡包香也就不錯。咱們如今開始對外國人宣傳“多樣化的世界”，搞點出口轉內銷，難道就不可以么？

要讓民意和士氣伸張，好話壞話就都要聽。說好固佳，說壞其實也不大要緊，即使是罵。從陳伯達寫《四大家族》起，罵宋美齡罵了幾十年，人家一百多歲不還好好活在那里？如果自信再多一些，說我不好我改就是，皇帝老子也可以下罪己詔嘛。

說到皇帝，這份《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倒確實記錄了皇帝治下的一件事情。光緒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西洞庭山）有個姓暴的巡檢（相當于鎮長兼派出所所長），得罪上司丟了官。他得罪了上司，卻沒有得罪百姓，而且還很清廉，“債累滿身，一錢不存”，被撤職后無錢搬家，甚至無米為炊。林屋山的民眾很替他抱不平，有的送來幾斗米，有的送來幾擔柴，月內竟“蔓延至八十馀村，為戶約七八千家”。這既是對暴某的支持，也是對官府的抗議，是民意的一次大顯示。太湖廳、蘇州府、江蘇省各級政府為之震驚，謂“以致人心煽惑”，要“嚴密查訪，從嚴懲辦”。

巡檢為從九品（最低一級公務員，胡適稱之為“最小的官”，一點不錯），暴某卻是個讀書人，是個士子。他在這件事情上表現了不可奪的士氣，自謂“五載林屋，妄勵清操”，沒有做對不起民眾的事；“山民饋送柴米，此乃萬眾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愛者不能勸”，是光明正大的。這件事情很激動了當時的著作名流，秦散之為繪《林屋山民送米圖》，俞曲園作長歌，鄭叔問、吳大澂、吳昌碩等都有題詠。曲園先生詩中有句云：

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乃從官罷見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

寫的是直道，是人心，也就是士氣和民意了。

光緒十六年距清亡不過二十年。都說晚清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此事亦是一證。但不管怎樣，林屋山民還可以給被撤職的暴某送柴米，俞、鄭、秦、吳等人還可以給有“煽惑”嫌疑的人作畫題詩，撤了職的巡檢還可以抱著《送米圖卷子》歸去來，民意和士氣仍然不絕如縷，這也就是清亡而中國不亡的根本原因罷。

胡適、張東蓀他們一九四八年給這份卷子再作題跋，胡適稱此卷子為“中國民治生活史料”，說明他看到了它在文藝以外的價值。我這次又來作編訂，謀出版，首先也是為了珍重此一民意和士氣的證據。雖然俞曲園、朱自清他們的詩，秦散之和徐悲鴻的畫，吳昌碩、張大千等人的字，也絕對是值得保存和欣賞的。

（二）

林屋山民送米，是一八九零（光緒庚寅）年底的事情。《林屋山民送米圖》畫成于其明年，接著便“廣征題詠”，一時成為盛事。接受送米的暴方子罷官回家以后，甲午年又從吳大澂參加對日戰爭，第二年“感疾卒于關外”，而甲午年題詠者卻甚多。暴方子死后，其子采芝繼承父志，在“光緒上賓之歲”（一九零八）和“宣統紀元”（一九零九）還請了楊葆光、鳳竹孫等人題詠。本書第二分全是清代的題記，加上第三分的《暴方子事跡》，便是胡適一九四八年在北京見到的卷子。

胡適是以現代眼光審視這個卷子的第一人，他在序文中寫道：

送米的事，蔓延至八十馀村，為戶約七八千家……這種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動。

又寫道：

這卷子里有許多名家的手跡，當然都很可寶貴。但更可寶貴的還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單，一件是上司訓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親筆抄存他自己答復上司的稟稿。這三件是中國民治生活的史料。

從卷子里看到的不只是詩文，而是人民的公意，是中國的民治生活。這就是胡適他們超越俞曲園、秦散之一輩人的地方，是現代人超越前人的地方。本書第一分中胡適、張東蓀、朱自清、黎錦熙、朱光潛、陳垣、馮友蘭、徐悲鴻、張大千等人的作品，都作于一九四八年也就是解放前一年。此后人民既已當家作主，民治也就毋須再講了。不過作為歷史文獻來看，四八年題的這些文字卻和我們更接近一些。我很喜歡朱自清題詩的最后兩句，以為比曲園老人的“直道在人心不死”更富感染力：

這幅圖這卷詩只說了一句話：

傻心眼兒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落款是“朱自清，卅七年”，大約是他最后作的一首新詩。

張東蓀是哲學家、政治學家，他的一段議論我也特別佩服：

……曲園函札謂今之官場無是非可言，其時距清之亡不過十馀年，然即此一語，已足證清之必亡矣。竊嘗讀史，每當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時期，無是非，無賞罰，固不僅貪婪無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在守，宜其被劾。語云：“禮失求諸野。”黑暗時代，是非美惡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議饋米，各村皆起應之，是公理猶在人心也。此饋米圖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為大有歷史價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證清室之必亡。蓋未有貪污橫行，是非不辨，賞罰不明，而能永臨民上者也。

春霆以是圖遍索人題，余披覽之馀，感慨或與人不同。當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猶欲竭智藎忠，以謀挽救，顧終無濟，豈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則今日讀此圖，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張先生的感慨系之，生逢盛世有福了的我們應該不會再有。但感念疇昔，多思者仍不能不為一介書生之憂國憂民竭智藎忠而感動。書生本來是最沒用的人，卻又“偏好事好出主意”（朱自清句，出自俞曲園致暴方子書札所云：“【知府大魁】總嫌足下好事，又好出主意，非下僚所宜。”詳見胡適序文），雖然他們的主意總是“無濟”的；豈止無濟，常常還要吃不了兜著走。小至起碼公務員暴方子，撤了差還受訓斥，虧得林屋山民送米，才不致餓壞。大至名教授大委員張東蓀，一跤跌下后便無聲無息，兒子都不幸而死，想送米的只怕也不敢登門了。

但書生也有可貴重的東西，就是他的意氣、思想和文章。暴方子親筆寫的一張稟帖和“廣征”而成的這份《送米圖卷子》，張東蓀的“未有貪污橫行，是非不辨，賞罰不明，而能永臨民上者也”這段議論，活得都比他們的肉體久長。若無此文字流傳，無論如何暴方子這個人我們是不會知道的。語云：“紙墨壽于金石。”當然更壽于個人的生命。我們能借得趙國忠君珍藏的原本來編訂印行，亦無非想借紙墨來延長一點書生意氣（亦即是所謂的士氣），就是能讓它再不絕如縷些時也好。

據《文史資料選輯》總第一二一輯《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圖》一文介紹，《送米圖卷子》是暴春霆一九四八年拿到胡適、俞平伯、張東蓀、徐悲鴻等人家里，請他們觀賞后題跋作畫，之后和原來卷子上的字畫一起，交北平彩華印刷局用珂羅版印成一百部，裝訂成書冊形式，分贈給題跋者人各一冊外，只剩下幾十本。暴春霆當時在部隊里做事，一九四九年起義后即被送去學習，剩下的卷冊只得托人保存。至于《送米圖卷子》原件，包括一九四八年胡、俞、張、徐諸人的手跡，還有來不及付印的邵力子、章士釗、柳亞子、葉圣陶等人的題記，暴家本謹慎地收藏著。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終于付之一炬，統統灰飛煙滅了。

我在退休以前，也算書業中人，卻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北平有印刷局印行過《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而且把它做成了一本書。去年從王稼句先生文章里見到這個書名，表示很想一見。不久之后，就收到了趙國忠君寄來的復印全本。快讀一過，立即決定向出版社推薦出版。影印不能據復印件，趙君又慷慨地將他珍藏的彩華印刷局印本提供制版，這真是值得感謝的。

（二零零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