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普

和李普第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已經記不得了。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時，半夜醒來，不復成寐，乃寫此信”，年份應該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議我將《走向世界叢書》的敘論（導言）輯為一書，交給新華出版社出版。當時我還只寫了十三四篇，成書還嫌單薄，感到為難。李普卻極力鼓動說：

我作為一個讀者，確實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東西。你寫這些文章（按指叢書敘論），看了不少書，查了不少資料，不多寫點出來介紹給讀者，不是也很可惜嗎？再花一點功夫，也未必太費事吧？我很想鼓動你干這件事，如何？

真可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了。

李普比我年長一十三歲。我一九四九年開始學當新聞記者，還沒有學成就“開缺”了。他的“記齡”早我十年，這時已是新華總社的副社長，除了是湖南同鄉這一點外，和我并無半點“關系”，僅僅看了幾本《走向世界叢書》，就在凌晨三點爬起來給我寫信，是不是驚醒了沈容，挨了她的罵呢？這種對書對文字的熱情，在一般三八式老干部身上，是并不多見的，也是我深為感動的。

后來我寫的書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我正好到北京開會，拿了本新書到三里河李普家去送給他，并對書稿沒給新華出版社表示歉意。這些幾句話就說完了，但李普、沈容夫婦熱情地留下我扯談，并留吃中飯。沈容說，“我為你做發菜，這可是我的拿手，難得吃到的喲！”那天他們的女兒亢美正好在家，沈容滿面春風，老太太顯得比小姑娘活躍得多。她進廚房忙乎一氣，又來客廳聽我和李普“亂談”一氣。我們從湘鄉烘糕、永豐辣醬（李普是湘鄉永豐人）談到曾國藩，又從譚嗣同、大刀王五談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說，最后談到了平江人李銳。李普說：“我這位同鄉（曾國藩）和你這位同鄉（李銳），都是值得認認真真寫一寫的啊！”

從北京回長沙后不久，我就發病了，在馬王堆療養院住了八個月。李普到新華社湖南分社來聽說了，請分社劉見初同志帶路到馬王堆看我，教給我用手指“梳”頭之法，說是有通經活絡之效。我于“氣功”向來不怎么相信，人又極懶，硬是沒“梳”過一回。當時他大約也覺察到了我的不熱心，于是再三叮囑：“要以曾國藩為戒啊，太拼命，是會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鄉只活了六十一歲，確實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開南京那樣才叫拼命，寫點小文章，講點風涼話，是無須拼命，也確實不曾拼命的。

又過了幾年，大約在一九八六、八七年間，李普和沈容再來長沙，又枉顧了寒舍一回，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當時我住在一條名叫惜字公莊的小巷內，汽車開不進，家里又沒裝電話，適逢下雨，敲門進屋時，他倆的頭發和衣服都打濕了。這天正好是星期天，朱純和孩子們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熱水瓶，里面卻是空的，忙到廚房去燒水，卻不會打開煤氣灶，只好請他倆自己動手。為此我們三個人都笑了，沈容是又發現了一個不會做家務的書呆子的開心的笑，李普是理解和寬容的笑，我則是無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九三年我離休后，一度計劃用一兩年時間，到北京去尋讀一點書，這得先找個不必花錢的住處，自己開伙。盧躍剛愿意借房子給我，但那兒距北海（我要尋的書在文津街老書庫）太遠，車路不便，只好放棄。李普得知后，一連給我寫了好幾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

你一人來也好，賢伉儷一起來也好，均所歡迎。每天跑圖書館，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車也要有人照顧才好。住毫無問題，想住多久住多久。

十月十一日信云：

吃飯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別要我說清這一點。她說，如果你一個人來，三人吃飯跟現在我和她兩人吃飯一樣做，并不多費事；如賢伉儷同來，則沈容與尊夫人一同做飯。總而言之一句話，熱烈歡迎。何時來，住多久，悉聽尊便。吃飯毫無問題，絕不要你操心。

此時李普家已遷居宣武門外西大街新華總社院內，有公交車直達北海，十分方便。他們家住八樓一大套，另有一個單間，但不能另行開伙。他們越是說“吃飯毫無問題”，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為長住那里每天三頓都去外面吃，會顯得矯情，不這樣吧，又怎能讓兩位年過七旬的“副部級”天天給我做飯？躊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擾的決心。延至一九九四年初又一次發病，愈后身體大不如前，還想做點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這里寫的盡是一些瑣屑，不涉及黨國大事，也不涉及學問文章。但從這些瑣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這個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即之也溫”，愿意和他保持聯系，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前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擊是巨大的。在為沈容的離去而難過時，我也為李普承受住了打擊沒有趴下而欣慰。在讀過作為訃文寄下的《紅色記憶》和書前的貼條以后，我十分追念單純而熱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曾有這樣一位賢妻。我想，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李普應該是不會有什么遺憾的了。

中國古時最重五倫，“朋友”在五倫中居末，我卻以為是最根本的。比如說夫婦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對，就因為他們既是夫婦，同時又是最好的朋友。父子如大仲馬、小仲馬，兄弟如蘇軾、蘇轍，亦莫不如此。君臣一倫，在共和國中好像是廢掉了，其實依然存在著，毛澤東稱張聞天為“明君”即是證據。那么有沒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話，我想也應該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則去朋友不遠矣。當然，像劉邦朱元璋那樣“視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僅毫無朋友之情，也不講朋友之義，那就只會得到“則臣視君如寇仇”的結果，彼此都滅絕倫常，滅絕人性了。話說到這份上，似乎有點離題，質之李普，以為然乎否也？

（二零零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