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擺設

在我家客廳里，也有一個通常所謂的“博古架”，但架上擺設的既非古董，亦非玩物，而是多年來留下的幾種本人的手工制品，計：

竹筆筒一，高十三厘米，長徑十二厘米，上刻竹葉數片，題“斑竹一枝千滴淚”，一橢圓小印文曰“沁園”，下鐫小字云：“叔河作于一九七六年”。其時我正在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隊勞改，勞動之馀刻以寄意，因有偉大領袖的詩句，得以保存下來。“沁園”是我妻小時名字的諧音。

竹制茶葉筒一，高十八厘米，由三件組成。上為由竹節琢成的圓蓋，周邊經反復打磨后呈蛇皮紋，頗肖一蛇盤卷而不見首尾。中為一節竹身，仍刻竹葉一枝。下為另一節，刻漢碑體“不可一日無”（是從《石門頌》中集的字，“可”字和“日”字還是拆拼成的），小印“此君”字用瘦金體，連讀即“不可一日無此君”，是剽學王子猷和蘇東坡，算是附庸風雅。

細木工刨一，長二十五厘米，“海底”（工作面）寬五點五厘米，高五點二厘米（底板一點五厘米在內），前手柄連底板高十一厘米，后手柄高九厘米。刨身用血椆，底板用黃檀，前后手柄均用梽木，木楔用花梨小片改制。此刨制于一九六七年，其時我和妻都在街道工廠做木模，我兼搞一點機械設計制圖，可以溫飽，故仍有馀時做一點由興趣而不是由功利驅動的小玩藝。木工刨中國、日本、歐洲的形制均不同，日本的寬而薄，刨削時系從前往后拉，歐洲和中國的均系從后向前推，而中國刨手柄在刨身中部，左右相對，長刨刃口超出工件時易往下行，不如歐洲式手柄在刨身前后，木工使刨如鉗工用銼刀，刨身較短而刨削反易如法也。

精工木刨一，尺寸略如前刨，但切削角前刨為四十五度，精工刨則為六十度，利于切削硬木、節疤、端面。此刨全用紫檀，系“文革”中“破四舊”砸爛的紅木家具之“廢物利用”。手柄較為矮壯，后手柄與刨身后端為一體，因良材難得，故不愿再鑲嵌別種木材也。此刨亦作于一九六七年。

《韓熙載夜宴圖》手卷一，全長約四米，高約四十厘米。圖系海外復印件，尺寸與原圖完全一致，首尾有“夜宴圖”篆書題名及印鑒題記，印工精美，見者或疑為摹本，其實不過是一本掛歷而已。我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開除，未接受勞動教養的處分，申請回家自謀生活，一度以繪制教學掛圖維生。有的掛圖是用布畫的，兩頭加上一圓一方木條即可懸掛，而用紙畫的則須裝裱，所以我又學會了裱糊工藝。一九八七年遷入展覽館路新居，客廳有一面長近六米的墻壁，無物可以裝飾，恰好香港中華書局給我寄來了這本掛歷，故技不禁發癢，于是把它裱成長幅，貼在墻上，七年來還很騙了些贊賞或驚奇。及至我說明這是由掛歷改制的時，還有人硬是不相信。后來居室重修，壁上換成了任伯年的《群仙祝壽圖》，又把它改裱成手卷，擺在架上，作為紀念。

我從小喜歡制作，如果允許我自由擇業，也許會當一名細木工，當可勝任愉快，不至于像學寫文章這樣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著在桌前讀《四書》《毛詩》，一九四九年誤考新聞干部訓練班，又未蒙訓練即奉命到報社報到，想進北大學歷史考古亦不可能。一九五七年后，作為為黨國服務的知識分子，是被投閑置散了，但為了謀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體和精神上反而覺得充實了不少，尤其是能夠在屋里放一條砍凳的時候。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歸了隊，坐辦公桌又忙了起來，業馀時間也無復操刀使鋸的自由。如今已經離休，照理說應該有時間做自己愛做的事了，可是八樓上連釘一口釘子都怕妨礙鄰居，只好仍舊以編編寫寫打發光陰，真真苦矣。

（一九九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