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食堂，就是一個眾人吃飯的地方。

吃食堂可以填飽肚子，解決饑餓，還可以留下一些記憶。

我吃過很多食堂，自然留下了很多的記憶。

（一）

記憶中最初吃食堂時我還是一個幼小的孩子。那年月“食堂之風”在中國大地蔓延，我老家的那個小山村里自然也辦起了食堂。

老家的食堂開始只有一個，地址就設在村里的大屋場。大屋場是新中國成立前大地主的莊園，由很多間天井瓦屋相連，規模宏大。大屋場里居住人戶多，離大隊主要干部家近，食堂辦在這里也就顯得合情合理。大隊辦了食堂，所有的農戶的鍋灶在一夜之間全部被拆除，村民們不再各家做各家的飯了。要是誰家屋上冒出了炊煙，那么這家的主人一定會成為全村共伐的“活靶子”。到了吃飯的時候，男女老少從山上山下、溝里溝外，一起聚集到大屋場吃食堂，浩浩蕩蕩的人群蜂擁而至，那場面也實在宏大。由于那時我的年紀太小，對于那段經歷已沒有太多的記憶，只有母親手中那只能裝下三四碗飯的小木桶，還依稀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后來不知是誰作出的主張，大屋場的食堂撤銷了，食堂由生產隊辦。生產隊里沒地方，便將一位孤寡老人的土屋騰出來，支起了鍋灶，固定了一群男女劈柴做飯，食堂的煙火一夜之間在幾十戶人家的視線中燃燒起來。

食堂就在我家老屋隔壁，我常鉆進食堂里看男人們往水缸里倒水，往灶塘里添柴，看女人們揮舞菜刀切菜，用鍋鏟在大鍋里翻炒。食堂里總是熱氣騰騰，食堂里的人們總是忙忙碌碌。到了蒸飯的時候，濃濃的香味在滿屋的氣霧里彌漫，直饞得我流涎水。

食堂辦在家門口，從早晨雞叫，到夜晚月亮在山尖露臉，食堂屋里屋外，就像農戶娶媳婦嫁姑娘一樣，人來人往，勞作聲不斷，笑聲不斷。從沒有過的熱鬧，讓古老的屋場鮮活，也讓我們這些孩子格外興奮。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食堂里沒有了笑聲，切菜時刀與砧板的碰撞聲不再清脆，氣霧里飄散出的味道也變成了苦澀的野菜味。地里莊稼歉收，食堂面臨無米之炊。隨之而來的是食堂大木甑里的糧食越來越少、野菜越來越多，后來干脆將大木甑丟到了一旁，改用一口大鍋，將白菜、蘿卜、南瓜、紅苕、洋芋和黃豆葉、紅苕葉攪和在一起一鍋煮，于是那些已分不出原型的“糊糊”，就成了全隊男女老幼度命的食物。

食堂的沉悶讓我的興奮勁兒蕩然無存。記憶中母親每次提著小桶從食堂回家后，總是把小桶里的菜糊糊倒出來分發給我們兄妹，看著我們狼吞虎咽地將菜糊糊喝下肚以后，才端起她面前的那只小碗。

生產隊里的食堂是什么時候解散的，我已忘得一干二凈，食堂是怎么解散的，我也不得而知。食堂本是一個解決生計、解決一日三餐的方式和場所，如果加上濃厚的政治色彩，食堂就會失去它的本質屬性。那個時代辦起的這種食堂，就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產物，它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食堂本身的記憶，而且還有更多值得反省的思考。

（二）

學校食堂也是一道風景。

我的中學階段是在同一所學校度過的。“文革”前那所學校是初中，“文革”后那所學校便改辦成為高中，我就是在這所學校讀完初中和高中的，加起來我在這所學校里吃食堂的時間長達五年。

我的家距離這所學校的路程大約有十公里，從老家到學校要經過一條大山深溝里的小溪，小路蜿蜒崎嶇難走，到了夏天山洪暴發，小路中斷無法行走，我只能住校寄讀，一日三餐在學校吃食堂就在所難免。

學校食堂里的糧食都是由學生從家中帶來的，家住高山的學生帶來的全是玉米面，家住低山的學生帶到學校食堂的多為大米，除此以外，學校是不收紅苕、土豆等雜糧的。那時靠工分吃飯，生產隊按工分七成、人口三成分配糧食，七成工分糧分配細糧（即稻谷、玉米），三成人口糧則分配粗糧（即紅苕、土豆）。我們家人口多工分少，自然從生產隊里分配得到的是粗糧多細糧少。每次我將少得可憐的大米帶到學校后，家里就只剩下紅苕、土豆。每當母親將裝有大米的布袋放上背簍，催促我踏上那條通往學校的小路時，我的心都在顫抖，我的雙腿就像兩根僵硬的鐵棍般在小路上艱難挪動，我可以想象我走后父母親和姐妹靠紅苕土豆度日的景象。后來我便向母親撒謊，告訴母親我在學校食堂里吃不飽。于是母親便煮了些紅苕，將它們放在太陽下曬個半干后讓我帶到學校充饑。從那以后每次我再帶大米到學校的時候，就背半背簍熟紅苕。到了學校后我便盤算著過日子：每星期的頭三天我不去食堂買飯，就用這些冷紅苕當主餐，這樣我帶的大米管的日子就會久一點。然而這樣的生活過久了，我的胃出現了毛病，每當吃完這些冷紅苕之后，從胃到喉嚨就像喝了辣椒水一樣，辣乎乎地疼個不停，并且還時不時地泛出一些酸水。我的這種吃法，一直延續到家庭生活好轉。

記得那時學生中居住高山的較多，自然帶玉米面的就多。我們雖然帶給學校的是大米，但吃飯的時候，卻見不了多少大米，盛在碗里的只有散發著煙熏味的玉米面飯。這些玉米面正是居住高山的同學帶來的。山高的地方天氣冷得早，太陽來不及曬干濕玉米，沒辦法，農民們就將濕玉米棒子掛在土屋里的樓頂上，下面生上柴火慢慢烤熏，玉米就漸漸由濕變干，我們碗里玉米面飯的煙熏味就是這樣來的。

那時我們認為食堂的炊事員權力最大，因為這些人決定著我們一日三餐的饑和飽。記得每天上課時，我們都將碗筷帶進教室放在課桌里面，當最后一節課下課鈴聲響起時，教室就像是打開的蜂桶，隨著一陣噼里啪啦的響聲，拿著碗筷的同學們迫不及待地奔向食堂墻外那個小窗口，排起了望不到頭和尾的“長龍”。那時學校對學生吃飯是不定量的，學生吃多吃少全由自己作主。但是，在食堂炊事員那里，量的多少不是憑一桿秤而是他們手里的那只碗，飯的多和少就在他們那一瞬間的動作。每到輪到自己時，我的眼睛總是不由自主地死死盯住炊事員手中的那只計量碗，心中的喜怒哀樂也在那一瞬間里隨著炊事員手中的那只計量碗變化著，那情景現在想想真是可笑又可憐。食堂里還有一個窗口，是專為學生供應菜的地方。說是菜有些勉強，其實就是一大桶放了鹽的湯水，里面放了少量的白菜、蘿卜，或土豆，或腌制過后的干菜。學生在那個窗口打完飯后，再到這個窗口前排隊打菜。我那時個子不高，身體很瘦小，跑不贏大個子同學，排隊總在“長龍”的后面，等我打來飯后再去打菜時，菜桶里常常是只見湯水不見菜了。

那時學校食堂里炊事員少，幾百個學生的飯菜讓他們難以應對。于是學校領導想出一個辦法，定出一個幫廚的規矩來：由班主任輪流在學生中挑選出個大的同學，派到廚房里幫忙，做些挑水、摘菜、掃地的粗活。幫廚的學生在這一天不需要上課，與炊事員一起在食堂里忙活。雖然他們耽誤了課程，付出了體力，但是他們可以與炊事員一道吃飽喝足。我很羨慕那些幫廚的同學，也很渴望幫廚的美差能有一回屬于我，但是直到高中畢業，我的這個想法都未能實現。

（三）

在大學吃食堂與在中學吃食堂又不一樣。

那時大學生的生活是供給制，國家每個月給一個大學生十七元五角的生活費，其中十三元五角用于吃飯，四元則發給學生作為零用。學生讀書吃飯不用自己掏腰包花錢。

有了國家的包干，就有了食堂對學生的定量。學校將早中晚三餐印成餐票，每月從月頭的第一天到月末的最后一天，一次性發給學生后憑票就餐。我們不再為一日三餐發愁，走進食堂里的時候，只要將餐票按照早中晚時間對號交給食堂工作人員就可盛上飯菜了。

現在回想起來食堂的飯菜在當時堪稱豐盛。早餐有稀飯、饅頭、包子、花卷等，常變換著花樣品種；中晚餐除了大米飯以外，就是標準的“四菜一湯”。食堂開飯的時候，師傅們在餐廳里支起桌子，將飯菜一字排開，等待我們到來。同學們排起長隊，邊走邊伸出飯盒飯碗，通過師傅手中的鏟子和勺子，國家對學生們的“定量糧”便實實在在地分發到我們手中。

大學食堂里供應給我們的“四菜一湯”在我看來，已經是很高的標準了，與我就讀過的中學食堂飯菜相比，簡直就是天壤之別。不過畢竟我們這些學生多數年齡在二十歲左右，正是吃“長飯”的時候，那份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的“定量”，多數男生吃過之后都是欲罷不能，總覺得沒填飽肚子。尤其那些喜愛打籃球搞體育運動的大個子男生，就只能算吃個大半飽了。無奈之下，他們每頓只好用兩張餐票打來兩份飯菜，這樣，一頓就吃了兩頓的“定量”，結果是一個月沒過完，餐票就沒有了，成了典型的前吃后空的“缺糧戶”。每到這時，一些女生就將她們平時節約積攢下來的餐票，拿出來給那些快要餓肚子的男生，幫助他們度過“票荒”。后來，這種幫助漸漸地形成了相對固定的一對一的援助模式，如同現在流行的結對幫扶制度一樣，只不過幫者和被幫者不附加任何條件，都是非常純粹的同學之情。

大學生活畢竟是豐富多彩的，每逢星期日，總有一些有錢的同學相約去街上下館子改善生活，于是在食堂里就餐的人就會比平時少一些。這天食堂師傅打飯菜的手也就自然會松一些，到我們碗里的飯菜就會比平時多一些。我那時沒有錢上街進餐館，星期日就老老實實蹲在學校里，享受那些外出學友給我們帶來的實惠。

在大學食堂就餐，不僅是吃飯飽肚解決饑餓問題，還有很多精神上的收獲。飯間食堂里熱鬧非凡，學友們聚集在一起，邊吃飯邊討論一些知識、學術問題，交流一些課堂上不曾有的信息，談一些對學習對時局對社會的看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食堂仿佛一下子變成了第二課堂。

對于高等學府食堂里的生活，我已不可能再去重復，能夠重復的是我對那種生活的美好回憶。

（四）

時光飛逝，一路走來，我在機關吃食堂的時間還是最長的。

剛參加工作時，我吃的是公社食堂。那時我在兩河公社辦公室工作，還沒成家，單身一人，食堂是我吃飯的唯一去處。

那時還是計劃經濟年代，大宗商品、緊銷商品、日常用品都在計劃之列，一律憑票供應，糧、油、肉更是在計劃之首。那時國家每月給我們糧食定量二十七斤半，食油定量為半斤，我們就按這個定量標準在食堂過日子。那幾年農村還是大集體生產方式，缺糧缺錢問題很突出，吃不飽仍是農民的一大心病。相比農民兄弟，相比在老家務農的父母家人，我的生活不僅有保障，而且相比之下有質的區別。這就是我對公社食堂格外滿足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

公社食堂的菜肴比大學食堂油水要厚一些，憑著公社這張牌，食堂可以從食品公司買來比計劃供應更多數量的肉，每隔幾天便有粉蒸肉、紅燒肉之類的葷菜擺在案頭上，供進餐人員購買。我的工資不高，購買力有限，并不是有肉就可以吃，只有到了嘴饞到非吃不可的時候，才改善一下生活。我那時歲數小，食欲也很好，食堂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對飯菜從不挑剔。那時糧店對公社食堂糧食按三七開的比例搭配供應，三成大米七成雜糧，雜糧多以玉米面為主。食堂炊事員沒辦法，只得變換花樣，有時將玉米面與大米混在一起做成“金包銀”，有時全部用玉米面做成“金皇后”，偶爾才蒸一甑大米飯。有些干部不愿吃玉米面飯，來到食堂轉一圈后就另覓途徑去了。我則端著飯碗，每頓三兩飯外加一碗菜，吃得津津有味。有一位同事笑我說：“別看你是個書生相，槽口還真好！”我自然知道“槽口”是什么意思，不過那時的我的確就像一頭口不擇食正長膘的小豬崽。

公社食堂沒有餐廳，廚房樓頂一個水泥壩子算作食堂的露天餐廳。沒有大太陽或天不下雨的時候，進餐人員端著飯碗在那塊水泥地上或蹲或站，邊吃飯邊聊天邊講笑話。因為是生活工作在最基層，講的笑話里面還時常摻雜著一些“葷故事”。這些“葷故事”都是年紀稍大的同志講出來的，且多以農村題材為主，很多經典的故事常常會逗得大家一起哄笑。在那個信息閉塞、缺少文化生活的時代，這或許也算是一種調節生活和心情的小手段吧。

當時的兩河公社機關條件很簡陋，公社干部都很清貧，公社食堂生活相對于現在簡直有天壤之別，但是，無論是官是兵，是老是少，大家同吃一口鍋里的飯，同喝一口鍋里的湯，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般，一團和氣，其樂融融。

（五）

我很留戀縣城還在歸州時吃食堂的那種生活。

老縣城里的縣政府機關食堂算是老字號食堂了，在食堂就餐的不僅有縣委、政府機關的普通干部，而且還有縣委書記、縣長這樣的一縣之主。食堂菜肴品種多，做得精細，分量也足，只要愿意掏錢，沒有誰說吃不飽或吃不好的。

食堂早餐供應的肉餡包子是大家最愛吃的。包子個頭很大，肉餡由瘦肉加韭菜做成，那包子聞起來很香，吃起來就更香了。雖然包子很搶手，但價格卻始終便宜，市場的原料漲價了，包子自始至終沒漲價。每天早餐，大家往往買一個包子和一碗稀飯就能填飽肚子。不像現在的早餐館，包子是越來越小，價格倒是越來越貴。

食堂做的水餃我們稱之為“包面”，也很受大家歡迎。每到周六晚餐，食堂不再做飯做菜，就專為機關職工供應包面。說到包面，記憶中的一件往事便會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次我和妻都未下班，女兒一人在家拿了飯菜票去食堂買來兩斤包面皮和餡。等我們回到家里時，她正學著大人樣子捏著不成型的包面。我沒有為女兒熱愛勞動、學著做事的行為高興，也沒有鼓勵女兒學著自立，而是怒斥女兒不該做她不會做的事，斥責女兒不該買如此多的皮和餡，沖動之下我用我的大手抽打了女兒的小手。女兒傷心地哭了，她那時才六歲。后來每當想起那次對女兒的野蠻態度，我就會覺得無比后悔和慚愧。

那時食堂的餐廳比較簡陋，據說是舊社會縣府的衙門，舊縣令斷案就是在這個蓋著瓦片的空曠的房子里。食堂里支著一些看起來十分老舊的方桌，方桌四周置放著連體的板凳。我們吃飯就圍坐在那些桌子周圍，那時不論官大官小，幾頓飯過后，大家就成了熟人和朋友。那時機關里也沒有大食堂小食堂之分，書記、縣長買飯買菜和別人一樣按規矩排隊，大家各自手執碗筷碟盤，邊等待邊嘮家常，那場景倒也熱鬧。

在食堂吃飯一律憑票買飯買菜，票是食堂生活最重要的保障。至今我仍記得與票有關的一段友情。我的老朋友田忠祚原是宜昌報社駐秭歸的記者，他與我同住一棟土樓。我們常在一起聊天，常在一起討論新聞寫作，也經常會共同署名發表一些文稿，他稱得上是我的良師益友。后來他因工作需要被調回報社，離開秭歸的那天晚上，他送給我二斤七兩飯票。他對我說：“食堂的飯票我用不上了，你拿著吧，算是我給你留個紀念。”我知道他的家在農村，幾個孩子正在讀書，日子過得也是緊巴巴的，這二斤七兩飯票對于他來說并非一錢不值。自然，他也是熟知我的家境才做出此舉，在當時生活還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這二斤七兩飯票就是他闡釋友情的一種方式。

縣城在移民遷徙的大潮中搬到了茅坪，機關食堂也隨著縣城東移脫胎換骨變了新樣。

食堂餐廳窗明幾凈，桌椅在不斷地更新中離古樸越來越遠，離現代越來越近；食堂的墻角置放著柜式空調，冬有暖流，夏有冷氣，置身其中可謂不知四季；食堂餐廳前后墻壁上懸掛著電視機，電視節目便成了就餐者另一道免費的“午餐”。

我很少在食堂進餐，只有在“食無定所”時才偶爾去吃頓。在那間寬敞的餐廳里，我怎么也找不到在老縣城食堂就餐時的那種感覺了，不斷出現在眼前的是無數張新面孔，這些新面孔很多都是年輕人。長江后浪推前浪，后浪將我們推成了食堂里的陌生人，陌生便是無語，無語便顯得沉悶。在沉悶中我常將眼光投向那些已經被人食用過的餐盤。是因為食堂的飯菜吃起來索然無味，還是因為大家的胃越來越挑剔？否則餐盤里怎么會殘留這么多白花花的米飯和菜肴？每當此時，我便會想起過去吃食堂的那些歲月，雖然清苦，但卻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