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鑒賞】

蘇東坡以詩得罪，在知湖州任上被逮赴御史臺獄，得不死，謫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元豐三年（１０８０）二月到黃州（今湖北黃岡），先寓居定惠院，五月遷臨皋亭。這原是一處水驛，在州城南朝宗門外長江邊上。

李白詩曾云：“江帶峨眉雪。”（《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東坡在黃州，日對大江流水，也寫出“認得岷峨春雪浪”（《南鄉子》）、“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滿江紅》）之句，并此而三了。蓋因“我家江水初發源”（《游金山寺》），江水引發了他久客思歸、謫宦思鄉之心，乃是人情之常，這里獨加上“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這一筆，從反面拍入，其無可奈何、隨遇而安之想，還有因受羈的自嘲之意，被讒的抑郁之情，都寓于灑脫的口吻之中，妙在不便說破，知者自能領會。

由此又轉出“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的感悟之言，其核心是一個“閑”字。這個“閑”是花了很大代價（得罪幾死）才得到的，也算是“因禍得福”吧。看他自言此間“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幾席上，此幸未始有也”（黃州《與司馬溫公書》），顯得多么隨緣自適，樂以忘憂，這是他這一時期的基本生活態度。從而又不禁有“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這一“問”。范子豐名百嘉，是蜀郡公范鎮第三子，東坡的兒女親家。范鎮為神宗時大臣，與司馬光齊名，反對新法。東坡下獄時，范鎮已致仕，朝廷追索其與東坡往來書札文字甚急，仍上疏力救。———須知承受譏諷文字不上繳，在當時就是一項大罪的。兩家關系可謂至深。從他意欲以臨皋勝景與范家新第園池比高下，開玩笑而又認真，也可看到彼此間的率真隨便。這個“孰勝”的問題是不需要答案的，提出比較的本身便自卜“必勝”。可巧南宋的陸放翁無意中替他們作出了評判。《劍南詩稿·讀許渾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裴度為唐朝名相，于洛陽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許渾唐詩人，曾為州刺史，因病退居潤州丁卯橋丁卯莊。論風光之美，甲第名園不如江山勝景；游賞之樂，朝中仕宦不及山野閑人。蘇、陸二大詩人，可謂想到一處去了。

這封小簡，臨末卻掛了一條不尋常的尾巴，說：居住郊野，風光雖好，但有兩稅和助役錢的負擔，不及上邊之無此。這里東坡又在借機會批評新法。他先在熙寧六年（１０７３）任杭州通判時作《山村五絕》，后被列為烏臺詩案“譏諷朝政”的“罪證”之一。關于其中“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一首，在“詩案”中曾自供：“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不料創痛未定，在此處忍不住又要刺一下子，而且比詩中寫得更直接。在大獄之后，已自知“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了，還作此等語，這在東坡黃州文字中，也可算是一個特例吧。所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若非受信者是范子豐，恐怕東坡也不會如此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