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王霸》)

【鑒賞】 這里是說治國與享樂的關系。荀子認為，君主應該先治國，后享樂，而不應先享樂，后治國。先治國，為國家的一切事業打好物質基礎，享樂亦自然隨之。如果一開始就縱情享樂，將國事拋在一邊，那最終就會導致亡國。

人究竟應不應該享樂?這向來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對待“樂”的態度一般有三種：縱之，禁之，節之。“節”的態度看起來是最明智的。但是，這個“節”的“度”該怎么把握呢?

中國古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與這三種態度都不一樣，既非縱，亦非禁，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節(《周易·節卦》：“苦節不可貞。”)。它讓“樂”處在其應有的先后次第上，使之與生活中其他“非樂”的部分合為一個整體。這樣，就徹底避開了“縱之”(All)、“禁之”(Nothing)、“節之”(Part)的靜態爭論，從而形成了一種充滿辯證意味的實踐理性。

雖然這么說，但必須承認，要實現這種理性，在第一階段，確乎是一個“禁”字(“先苦后甜”，“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忍不住跳過這“禁”的階段的，是小人，是暗主;能耐心地走完這個階段的，是智者，是明君。

古時候能走完這個階段的“明君”并不多。劉邦初入咸陽，見秦宮室珍寶，就產生了“縱之”的念頭，虧得有張良諫阻，才將這“急逐樂”的心思收了回來。李世民得天下，也勸臣下不要太放縱，說這不僅是為了老百姓，也為了他們自身及其子孫后代的富貴能夠長保。唐玄宗李隆基早年也曾勵精圖治，可是到了后期卻恣意揮霍，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