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天地設：開天辟地。設，設立。道：原則。親親：愛自己的親人。愛私：貪圖私利。別：區分，即分別親疏。險(xiǎn)：通“”，為追求私利而損害別人的行為。務：專心要做的事。務勝：力求壓服對方。力征：竭力爭奪。訟：爭辯、爭吵。正：公正、標準。性：指人們過正常生活的愿望和要求。說：通“悅”，高興。上賢：即尚賢，崇尚賢人。相出：相互超出。制：制度、法度。有：通“又”。承：接著。分：通“份”，私有權力。禁：禁令。莫之司：沒有人掌管。司，掌管、執行。一：統一、統轄。貴貴：使貴族更加顯貴。中正者：即“立中正者”，前可能漏“立”。無行：行不通。三者：指“上世”、“中世”、“下世”三個時代的做法。弊：敗、壞。所重易：所注重的改變了。繩：準繩、準則。一端：一個方面。臣道：臣所言之道。臣，指作者本人。王：成就王業。力：有實力的人。生：通“性”。師：學習。致強：使用強力。懷：具有。并：通“摒”，摒除。退：拋棄。法：效法。修：當作“循”，拘守。塞：閉塞，意為受阻。勢：趨勢、形勢。持：保持。逆取：用暴力奪取天下。貴順：提倡順從。上：通“尚”，崇尚。事：從事。兼并：吞并。不修湯、武：不能按湯、武那樣去辦。即不能像湯、武那樣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強盛。〔51〕廢：“發”字的借字，打通。一說，廢，廢除。〔52〕三代不四：指夏、商、周之后，再也沒有出現能同三代相比的第四個朝代。〔53〕啟：開、說通。〔54〕效：功效。〔55〕以：而。〔56〕將：乃、就是。〔57〕惡：厭惡。〔58〕名貿實易：名稱相似，而實質相反。貿通“侔”，齊等。〔59〕察：考察、搞清楚。〔60〕出度：產生守法思想。〔61〕淫：放蕩。〔62〕佚：失、過錯。〔63〕威：通“畏”。〔64〕奸：奸邪，犯法作亂。〔65〕刑：原作“利”，據文義改。〔66〕本：根本。〔67〕世：指世俗之人。〔68〕道：由、由來。〔69〕正：治理。〔70〕終：極，指重罪。〔71〕將過：剛開始犯罪，指輕罪。〔72〕告奸：告發奸人。〔73〕不失：不漏掉。〔74〕兵：兵器，指戰爭。〔75〕寢：息、停止。〔76〕反：通“返”，回歸，轉化。〔77〕藂：通“叢”，聚集。〔78〕上：首領。〔79〕勝：克服。〔80〕勝：克服，這里指破壞。〔81〕康：樂。〔82〕廣：深遠。〔83〕勝法：任法、用法。〔84〕深：重。〔85〕勸：勸導。〔86〕求：追究。〔87〕藉：通“借”，依靠、憑借。

(毛慧君)

〔鑒賞〕《商君書》在戰國末期已廣泛流傳，但在漢初人看來，其中最足以代表商鞅思想的是《開塞》和《農戰》。《淮南子·泰族訓》和《史記·商君列傳》中都提到了《開塞》(《淮南子》中作“《啟塞》”)。古人一般認為，《開塞》篇的作者就是商鞅本人；但據現代一些學者考察，《開塞》篇可能是商鞅的后學所作。

從史籍所載商鞅本人的事跡和《商君書》中的《墾令》、《外內》、《修權》等篇看，商鞅是主張“厚賞重刑”的；但《開塞》篇提出“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這是主張“重刑輕賞”或賞只“施于告奸”，此與商鞅本人的思想不合。《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學派的著作總集，“厚賞重刑”論與“重刑輕賞”論是商鞅學派的內部分歧。除此之外，《開塞》篇的思想與商鞅本人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我們可以把《開塞》篇看作商鞅及其學派的一篇代表作。

商鞅在變法前夕與秦國守舊派的辯論中提出了“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思想。“治世”之所以不應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原則，“便國”之所以不必完全效法古人，原因就在于社會歷史是進化的，當今之時事并非已往之時事，要適應當今之時事，就必須變古之法，實行改革。歷史進化論是商鞅變法的重要哲學理論基礎，而《開塞》篇就是商鞅學派集中論述歷史進化論的一篇杰作。

所謂“開塞”，即清除障礙、開拓新路的意思。此文開篇就敘述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在“天地設而民生之”的初民社會，“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當此時，人們都努力去戰勝對方而奪取私利，于是就發生爭斗和爭吵。由于爭斗和爭吵沒有一定的是非評判標準，人的理性不能得到體現，所以后來就有賢人出，建立中正的標準，主張無私，人們也就喜好仁愛了。當此時，親親之道廢，而崇尚賢人的思想立。仁者以愛人利人為職責，而賢人則要爭著出人頭地。這樣爭為人上的事情發生久了，社會仍會有紛亂。于是后來就有圣人出，劃定土地、財物和男女之別。有分別而無制度不行，所以就創制了法律。有法律而無司法的人不行，所以就設置了官吏。有官吏而無統一的管轄不行，所以就建立了國君。有了國君，則崇尚賢人的思想廢，而尊重權貴的思想立。——由此，《開塞》篇總結出“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尚)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的三世說。此三世說雖然不完全符合歷史進化的實際情況，但大致反映了人類社會由母系到父系，由親親愛私到有一定的道德規范，由平等到尚賢，由尚賢到尊官，由無法、無官、無君到有法、有官、有君的歷史進程。

《開塞》篇進一步指出，親親是以自私為道，而建立中正的道德標準則是使自私不得伸展；尊賢是以才德相競爭，而建立國君則是使賢人沒有用處。這三個時代并不是行事彼此矛盾，而是人們所走的道路發生了阻窒，因而所重視的東西就有了變革；社會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因而所采取的辦法也就不同了。——在這里，道德、賢人、國君等等都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因舊路已經不通而新路需要開拓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歷史不僅是進化的，而且是有必然趨勢可循的。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能得出這樣的歷史觀，不能不令人驚嘆其思想的深刻！

在歷史進化論的基礎上，《開塞》篇轉而論證法家的尚力任法主張在當時的合理性。它指出知與力、德與刑兩種不同的治道適用于不同的時代：“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人的生性是，對不知道的東西就學習，力量用盡了就屈服。所以，“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靠知識、智慧統治天下者貶退刑罰，靠實力征伐諸侯者貶退道德。“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這里的“先德而治”和“前刑而法”正是當時儒法兩家政治主張分歧的要點所在，而《開塞》篇從其歷史進化論中邏輯地引出的結論正是當時應該尚力、重刑、任法。

《開塞》篇還指出，用“刑治”則人民畏懼，人民畏懼就沒有奸邪，沒有奸邪則人民“安其所樂”；用“義教”則人民放縱，人民放縱則國亂，國亂則人民“傷其所惡”。因此，“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這雖然是為法家的嚴刑峻法作辯護，但它認識到刑與德、義與暴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這種歷史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也仍能顯示其思想之深刻。

總之，《開塞》篇是以歷史進化論為基礎，來為法家的政治主張作論證。我們從中可以感到其邏輯的力量，也可以看出其歷史進化論和辯證法思想的深刻。它對以后中國哲學的歷史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另外，篇中所說“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對漢初的陸賈說服漢高祖劉邦尊儒也起了思想導引的作用。無論從哲學、政治的理論意義還是從其歷史的影響而言，《開塞》篇的重要性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