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之患，在于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于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焉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后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質之于原作而，（據雍正本、四庫本改。）圣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圣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于論語者，有一言曰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概論天下之性，復焉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鯀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焉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圣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夫原作無，（據雍正本、四庫本改。）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熟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于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焉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茍況以性為惡，揚雄以性焉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焉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后，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后，不得不開雨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焉之主，才焉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焉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焉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杰、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