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出于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圣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于書，是書出于圣人，則可信，不出于圣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圣人，圣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圣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概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概之以理者。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四庫本作殷。）”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后伐商耶？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于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漠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并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四庫本作勛。未原作人，據雍正本、四庫本改）”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后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于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雍正本、四庫本作殷。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于不臣之地也。近世大儒歐陽子作泰（原誤作秦，據雍正本、四庫本改。）誓論，斷然書之是信，而破漠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漠儒之誣文王，何焉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后，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圣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況泰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圣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概之以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