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英國紅衣大主教亨利·愛德華·曼寧是牛津運動的領袖，對英國的教會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然而細究其內心深處，這是一個野心勃勃、虛偽透頂、為了個人目標老謀深算的勢利小人。他性格堅忍，善投機。在他的眼里，權力高于一切，其他都在其次，無論是愛情、友誼，還是信念。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的典型形象是手持燈盞的白衣天使。她舍生忘死，親臨前方戰場救護傷員，并且創立了護士學，獲得大英帝國的英雄勛章和千萬人的愛戴。然而，南丁格爾的英雄事跡其實是她內心深處勃勃野心燃燒的結果。為了實現目標，南丁格爾橫掃面前的任何障礙，甚至不惜傷害朋友。

在19世紀中葉一片改革浪潮聲中，湯姆斯·阿諾德走馬上任英國拉各比公學校長，任期內使拉各比公學名聲大震，躍升為英國教育的典范。但這所模范學校里實行的卻是一整套告密、體罰、大學生欺負小學生、重體育輕知識的管理制度。

戈登將軍(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總是手持《圣經》，聽命上帝的召喚，服從上帝的旨意。他在中國幫助清朝鎮壓過太平天國，戰功顯赫，李鴻章與之稱兄道弟，英王為之授勛，英人稱“中國戈登”。在蘇丹戈登當過兩省總督。最后，因覬覦全蘇丹總督寶座，在蘇丹發生叛亂時，拒絕撤離，兵敗非洲，戰死沙場。

【作品選錄】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

南丁格爾小姐來了，在這個地獄般的地方，她無論如何沒有放棄希望。原因之一是她帶來了救助物資。離開倫敦前，她曾請教過陸軍衛生部部長安德魯·史密斯博士，問要不要帶什么補給品到斯庫臺利。安德魯·史密斯博士告訴她“斯庫臺利什么都不缺”。就連錫德尼·赫伯特也給了她同樣的保證，說“大批”醫療物資已經從英國發出，也許由于疏忽，在運輸中會有些耽擱，不過“也就晚到4天而已”。她卻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覺，所以在馬賽購買了大量的各種物品，結果全在斯庫臺利派上了大用場。她還帶來了充足的資金——她在東線期間，共有7000英鎊通過私人渠道匯到她的手中。此外，她還可以利用另外一種方式的寶貴支持。與她同期到達斯庫臺利的還有《泰晤士報》派來的麥克唐納先生，他負責管理這家報紙的代理機構募捐來用以援助傷病員的大筆資金。麥克唐納先生很有頭腦，認識到充分利用《泰晤士報》資金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錢交由南丁格爾小姐支配。一位目擊者寫道：“現在，當我平靜地回顧傷員從英克爾曼來到斯庫臺利的前3個星期時，我簡直無法想象，要不是南丁格爾小姐在那兒，要不是她手中掌握著麥克唐納先生交給她支配的那筆資金，怎么可能收拾當時已至絕境的災難性局面啊！”然而官方卻另有看法。什么！戰地醫院乃國家之事，難道只因為接受了民間資助，就非得承認沒有民間的不定期捐贈，國家就辦不成戰地醫院了嗎？不像話！因此，當麥克唐納先生向英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子爵請示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泰晤士報》資金時，大使回答說倒是有一個值得投入資金的項目——在佩羅建一座英國新教教堂。

麥克唐納先生沒有在斯特拉特福子爵身上浪費更多的時間，他馬上與南丁格爾小姐聯合起來。然而，高層既是這樣的心態，就不難想象那些普通軍官和普通軍醫一看突然來了一伙外行和女流之輩，是多么厭惡和震驚了。他們搞不明白，女人何苦管戰爭的事？生性耿直的軍官們講“這幫娘兒們”的粗俗笑話發泄胸中的惡氣。可憐的霍爾博士，為人粗俗，一心想爬上事業的高峰，一聽任命了南丁格爾小姐，驚得說不出話來，回過神來后大罵這樣的任命荒唐透頂。

她的職位是官方批準的，這不假，但這個職位上的事并不好辦。在醫院里，她的職責就是在醫生需要她和她的護士時向他們提供服務，而且只有醫生叫她們，她們才可以去幫忙。剛開始，有些醫生不愿和她打交道。雖然也有一些醫生很歡迎她，但大多數醫生對她持敵視和懷疑的態度。然而她逐漸站穩了腳跟。她的善良不容否認，她的能力不容小瞧。她機敏老練，剛柔相濟，終于以德服人，讓她周圍那些沒有主見、勞累過度、意氣消沉、不知所措的大小頭目肯聽她的。她堅定不移，就像海里的巖石。只要她在，就有安全，有舒適，有生命。就這樣，斯庫臺利出現了希望的曙光。昔日一片混亂、長夜難明的情形逐漸好轉，凡事有了條理。戰地醫院的大走廊里隔出一間小屋，里頭不斷傳出有見識、有道理的決定，院長小姐在那里夜以繼日地工作著。進展雖然緩慢，但進展實實在在。巨大變化的第一個標志是醫院里多少個月來一直供應不上的一些必需物品現在出現了。病員開始用起了毛巾、肥皂、刀叉、梳子和牙刷。霍爾博士聽了此事也許會嗤之以鼻，還會怒氣沖沖地質問，當兵的要牙刷干什么？不過工作還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到后來，連醫院伙食這種事實際上從頭至尾也是由南丁格爾小姐親自操辦的。無論發生什么意外，似乎只有她才知道到哪里去找所需要的東西。只有她能爽快利落地發放她買來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只有她有本事遏制官場陋習的惡劣影響。官場陋習是她的大敵，有時候連她也無可奈何。有一次，國內應她的要求發來27000件襯衣，運到了，卸下船了，只等開包。但是，“征發官”出面干預，說：“不組建一個委員會就不能開包。”南丁格爾小姐求情下話也無濟于事。傷病員半裸著身子，因缺乏衣物而瑟瑟發抖。拖了3個星期委員會才將那批襯衣放行。此后不久，遇到類似事況時，南丁格爾小姐覺得她可以權宜行事。她命令強行開辟一條政府托運專線，那位專找麻煩的“征發官”被晾在了一邊，為大權旁落氣得絞手。

她發現，大批從英國發來的貴重物資都落入了土耳其海關的無底洞里。還有些物資裝船時壓在發往巴拉克拉瓦的軍火底下，經過斯庫臺利時也無人知曉，所以醫用物資有時候要在黑海上來來回回往返3次才能抵達目的地。整個體制顯然存在弊端。南丁格爾小姐向國內政要提議在斯庫臺利建一個政府倉庫，以便接收和分發政府專運貨物。在她抵達斯庫臺利6個月后，此事便付諸實施了。

與此同時，她還對醫院的食堂和洗衣房進行了調整改革。改革前，胡亂蒸煮的大塊肥肉是傷病員惟一的食品，口味極差，開飯時間也沒有規律。現在，一日三餐不僅準時開飯，而且飯菜經過精心烹調，香味誘人，需要補充體力的病員還可以額外分到一些營養食品——如湯、酒和肉凍之類(霍爾博士嗤之為“荒唐的奢侈品”)。但有一件事她解決不了。把骨頭和肉分開并不是官方廚師的本分，又有規定飯菜必須均分成份飯，所以有些份飯中全是骨頭的話——得，誰碰上只好自認倒霉。這條規定也許有不妥之處，但它好歹是條規定。于是有人建議：“需要制定一條新的服務條例，規定肉要去骨。”至于洗衣房的工作，則來了一場革命。南丁格爾小姐到來時，全院在洗衣房洗過的襯衣總共只有7件。她發現醫院里的寢具全是用冷水“洗”。她租用了一幢土耳其房子，裝上了鍋爐，雇了一些隨軍家屬來做洗漿工作，所需費用都是用她本人的專款和《泰晤士報》資金支付的。從此以后，傷病員們穿上了舒適干凈的衣褲。

然后，她把注意力轉向傷病員的衣物。由于軍情緊急，大批士兵都扔掉了他們的行裝，他們的背包再也找不著了。現在他們除了身上所穿外一無所有，這通常只會使病情加速惡化。當然，“征發官”指出，根據規定，所有士兵進醫院時應該帶足衣物，所以他宣稱，給他們補充短缺衣物不歸他管。那么這顯然是南丁格爾小姐要管的事了。她購置了大批的襪子、靴子和襯衣，請人縫制褲裝，還趕做了晨衣。她告訴錫德尼·赫伯特說：“事實上，我現在正給英國軍隊穿衣服呢。”

突然，從克里米亞傳來消息，說一大批新的傷病員很快會送下來。把他們安置在哪里呢？病區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派上了用場。事情緊急，刻不容緩，大小頭目全都呆了。戰地醫院還有一些破舊失修的房子，不能住人，但南丁格爾小姐相信，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后這些房屋可安放幾百張床位。有一位醫生同意她的意見，其他官員都拿不定主意。他們說，這可是項花費很大的工作，涉及到基建工程，誰來負這個責任？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先向倫敦的陸軍衛生部部長說明情況，由他向禁衛騎兵第三團提出申請，禁衛騎兵第三團向軍械署提出動議，軍械署再將此事提交財政部。財政部同意的話，這項工作就可以順利實施。不過辦這一趟申請得花好幾個月時間，手續齊全了才能開工。于是南丁格爾小姐想了個主意，她說服斯特拉特福子爵——也就是說她自以為說服了他——批準了這項必需的經費開支。立即雇來125名工人，工程上馬了。工人們鬧罷工，斯特拉特福子爵借風使船，撒手不管該工程的事。南丁格爾小姐自作主張，另外雇了200名工人，動用自己的經費給工人發工資。病房如期完工，500名傷病員住了進去。所有用品，包括餐刀、叉子、湯匙、茶杯和毛巾，都是南丁格爾小姐配備的。

這位女中豪杰實際上在履行一個行政長官的職責。這是怎么回事？難道事實上她不僅僅是位護士？難道她的職責不僅僅是照顧傷病員？甚至她實際上留在她同代人心中的形象難道不僅僅是一位救死扶傷的天使？一位和藹可親的“提燈女士”？毫無疑問，護士、天使、“提燈女士”她都是。然而，同樣確定無疑的是，正如她自己所說，具體的護理事務不過是“她必須履行的職責中最不重要的一項職責”。

她有英雄氣概，這是生性粗魯的人對她高尚品質的由衷稱贊。對，她有英雄氣概。但她的英雄氣概不是小說的讀者和圣徒傳記編者所看重的那種簡單類型，即人類樂意賦予其寵兒的那種浪漫多情的英雄氣概。她的英雄氣概是偏嚴的一類。對那些臥病在床的傷員來說，她也許是大慈大悲的天使；然而對那些軍醫、護理員、她手下的護士、“征發官”、霍爾博士，甚至斯特拉特福子爵等等來說，情形卻完全不同。她把斯庫臺利醫院從一片混亂治理到井井有條，她用自己的資金為英國軍隊配備了衣著用品，她叫當權不辦事，推諉扯皮的大小官僚乖乖聽話，這一切靠的并不是溫柔可愛和女性的自我克制精神；這一切靠的是鐵腕管理，靠的是無情的紀律，靠的是明察秋毫的細心，靠的是不間斷的工作，靠的是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堅定不移的決心。她冷靜平和的外表下潛藏著兇猛和狂熱。她穿著簡樸的衣服，安靜謙和地走過病房時，隨便掃她一眼的人會覺得她簡直就是完美無瑕的淑女典范。但眼光敏銳些的人所見會更多一些——寬寬的額頭顯出她的安詳從容，高聳的單薄鼻梁表明她才智過人，小巧的嘴巴表明她脾氣暴烈——性子倔，愛嘲諷，辦事卻很嚴謹。她臉上帶著幽默的表情，但細心人看了會疑惑那種幽默是不是真心逗樂。她講笑話讓病人打起精神，即使引出了笑聲，也令人不得不問：　同樣是這位女士，獨自一人待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時，難道也會這樣開心嗎？至于她的聲音，據說“一聽就得遵命”；說得恰當極了，比說她的表情還恰當。她語調清晰，說話無需加重語氣。“我從未聽見她抬高嗓門。”她的一位同事說。只要她一開口說話，好像除了順從不會有別的結果。有一次她下達一道指示，一位醫生斗膽指出此事辦不了。“但此事必須辦。”南丁格爾小姐說。碰巧旁邊有人聽到了這句話，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她那句話不可違抗的權威氣勢，但那句話卻說得平平靜靜——真的非常平靜。

到了深夜，病員熄燈就寢，病房完全暗下來后，南丁格爾小姐就開始在她的小房間里伏案工作。這是她最勞心費神的工作之一。她要給士兵們的親朋好友寫幾百封信，要處理大量的官方文件，還有自己的私人信件要回復。最重要的是，要給錫德尼·赫伯特寫很長的機要報告。這些報告絕非官樣文章。白天，各種工作要求她嚴謹自制，到了這會兒，她終于可以在書信中盡情傾訴自己的心聲，如開閘放水一般。在信中，至少不必吞吞吐吐。在信中，她用最陰暗的筆調描繪周圍可怕的情景。在信中，她無情地撕下罩在嚴酷真相上面的最后一層面紗。然后，她會寫下長達數頁的勸告和建議，寫下對組織工作中最細微問題的批評，寫下對意外事件的認真清算，還要填報詳盡的分析數據和堆積如山的統計報表，一份接著一份，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接下來她會筆鋒一轉，毒汁四濺地剖析每個人的表現，或譴責某個不稱職的醫生，嘲笑某個妄自尊大的護士。她的挖苦之辭像機關槍一樣射向各級官員，瞄得準，打得狠。她給人起的綽號沒一個好聽的。斯特拉特福子爵、拉格倫子爵、斯特拉特福夫人、安德魯·史密斯博士、霍爾博士、兵站總監、征發官——個個都是她斥責的對象，沒一個能得到她的敬重。人人占著位子不干活，她受不了，又擺脫不開，恨得咬牙切齒。“該發火時就要發火。”這是她的口頭禪。在斯庫臺利有幾個公正無私的人？到底有幾個人關心過傷病員，或者為減輕他們的痛苦盡過力？10個？5個？還是只有一個？她無法肯定。

戈登將軍

1860年他(戈登)歸國不久，英國對中國宣戰。戈登上尉被派往作戰前線，但沒等他到達，戰事已經結束。不過隨后的四年時間里，他就留在中國，并在那里為自己今后的非凡聲望奠定了基礎。

盡管他沒有趕上攻占大沽口炮臺，但他還是目睹了火燒北京圓明園——這次行動是埃爾金勛爵以西方文明的名義向東方的野蠻復仇之舉。

戰爭結束了，但英國軍隊卻一直留在中國，直到滿清政府的賠款付清為止。在天津扎營時，戈登忙著為部隊搭建帳篷。在此期間，他染上了輕微的天花。“我很高興，”他對姐姐說，“這場疾病將我帶回到救主身邊。我相信，自己今后將成為一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虔誠的基督徒。”

說來也怪，二十多年前也出了個類似戈登的生病之人，由他引起了一連串的大事，發展到現在，正好為戈登的第一次冒險經歷鋪平了道路。那是1837年，廣州附近的一位鄉村教師突然染病，而且和戈登一樣，病后便是宗教信仰的改變。此人名叫洪秀全，他見了上帝顯圣，突發癲狂，從此與上帝有了聯系。不久之后，他結識了一位來自美國的衛理公會傳教士，正是這位傳教士引導他接受了基督教。新的教義激發了洪秀全頭腦中業已存在的神秘熱情，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到1850年左右，起義軍已打到人口稠密、經濟繁榮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勢力日強，令清軍聞風喪膽。1853年，起義軍攻占南京，并在此建都。天王住進了富麗堂皇的宮殿，頒布了他自創的福音書。……起義軍后來就叫太平軍，此時達到鼎盛時期。他們甚至攻下半歐化的城市——上海，據守一年有余。這時形勢突變。滿清帝國的巨大潛力逐漸發揮出來。起義軍開始丟城失地，屢遭敗績。到1859年，南京遭圍，深宮里的天王膽戰心寒。看來末日將至，不料命運之輪又突然轉向。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長驅直入，攻占了北京。這不但使太平軍免遭滅頂之災，而且使之有機可乘，收復大片失地。太平軍再一次控制了長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區，并再次危及上海。……眾人最后決定向當時英國占領軍總部借一名軍官來指揮這支軍隊。先前由于宗教立場傾向于支持太平軍的英國人，現在站在實際利益的立場上，明白了鎮壓這次起義的必要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863年初，有人建議由戈登來指揮常勝軍。他答應了，并領受了滿清政府的將軍頭銜，開始了自己的新使命，時年僅三十而已。

他告訴李鴻章，一年半后大局可定。他果然言出必信。……歸他指揮的部隊人數不多，但靈活機動。另外他酷愛勘繪地圖，早已利用閑暇時間仔細勘察了上海一帶的地形，這樣他就能采取一系列機動靈活的戰術給敵軍以致命打擊。通過長途奔襲和誘敵深入，突擊和偷襲，最重要的是派遣武裝汽船繞水道深入敵后發起進攻，他先是逼得義軍節節敗退，進而分割圍殲，甚至攻占他們的城池。如此戰績已夠輝煌了，但戈登的軍事天才在其他方面同樣有不亞于其戰績的表現。常勝軍人數三千左右，都是上海灘上招來的地痞流氓，實乃一幫紀律渙散的烏合之眾，經常聚眾鬧事，打家劫舍，稍不如意就逃得無影無蹤。戈登全憑他的人格魅力，硬是將這樣一幫烏合之眾訓練成一名震天下的威武之師。他嚴厲苛刻地訓練他們，給他們統一制裝，配備系統武器，改發戰利品為發現錢，到后來還制訂了衛生規則。也有整個部隊群情狂暴、險些失控的可怕場面。比如一怒之下要鋌而走險，或喪失理智欲逞匹夫之勇，或有人犯軍法被就地處決時。每逢此等險情，都是將軍一人獨挽狂瀾，穩定軍心。最后他獲得了幾近天神般的威望。他總是走在部隊的最前頭，手無寸鐵，只拿根輕便手杖，宛如刀槍不入的神仙，泰然自若地闖過道道險關。就連太平軍也嚇得對他肅然起敬。許多太平軍的首領敬畏之下亂了方寸，命令他們的神槍手不要瞄準那個面帶微笑闊步前進的英國人。

意味深長的是戈登發現打勝仗、平內亂要比與滿清權貴搞好關系還容易。他要與龐大的地方武裝協同作戰，很自然地方武裝的統帥眼看這個英國人連連取勝，越來越襯托出他的無能，便越來越心懷嫉恨。最初戈登倒是能得到巡撫大人的支持。李鴻章和歐洲人打交道只限于低層冒險家，戈登一來叫他眼前一亮。“英國人戈登的到來，”他在日記中寫道，“是上天賜福。……此人行為舉止高于我所接觸過的任何一位外國人。多數外國人傲氣外露，我一見就心生厭惡，他卻不然。”幾個月后，他陪戈登打了勝仗，這位滿清權貴熱情洋溢。他寫道：“看這位優秀的英國人打仗，如困目見美景，枯心遇甘霖啊！……當今天下，我最佩服曾國藩的高深學識，如果還有令我佩服之事的話，就只有這位優秀軍官的軍事才能了。他真是個大將之才！”一時興起，李鴻章稱戈登為其弟，并說他“認為他頂得上我過世的兄弟。此種情義人間話語難表。”戈登的反應卻令這位敏感的中國人既感動又迷惑。“那英國人先是滿面高興，緊接著好像想起了什么傷心痛苦的事。因為當他謝謝我所說的話時，他嘴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眼中充滿淚水。會不會是他生活中有或者有過什么大麻煩，現在一心想忘記它？要么他多次大難不死？”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李鴻章的態度有所改變。“戈登將軍，”他是年七月寫道，“必須管好自己的嘴，即使胡思亂想也不可胡亂說。”原來這位英國人曾指責李鴻章與中國將領背著他搗鬼，還克扣常勝軍的軍餉。“我身為該地區軍政首腦，他為什么就不能照顧我的面子呢？”到九月時，這位巡撫大人起先的熱情已經為比較審慎的理智態度所取代。“此人毛病太多，性子傲，脾氣暴，還沒完沒了地要錢。盡管如此，他還是個高尚的人。我當面背后都批評過他，但我將一如既往地器重他……他是個正派人，但很難相處。”

像這樣的分歧隨著戰爭的結束也許會煙消云散的，不料一次意外事件導致了一場嚴重爭執。戈登的進攻雖然遭到了頑強激烈的抵抗，但進攻卻一直沒有停。他攻占了幾座重要城池，十月份還包圍了蘇州城，該城一直是中國最有名、最繁華的城市之一。十二月，蘇州陷落已成定局，太平軍守城將領同意投降，條件是保全他們的性命。戈登也參加了談判，還特別強調有他在可保證清軍信守諾言。然而獻城之日守城的義軍諸王卻遭暗殺。戈登勃然大怒，據說他提著一支子彈上膛的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他認定此事系巡撫大人密謀，巡撫大人則否認此事與他有關。“我問他，殺幾個人，我寥寥幾筆寫一紙命令完全可以了事，何必偷偷摸摸搞密謀。他沒有回答，只是罵我背信棄義，說要將他安給我的這個罪名告到上海和英國去。由他去吧。反正他也沒法讓諸王死而復活。”這位滿清大員不放心，希望用巨額賞賜和朝廷嘉獎安撫戈登，但未獲成功。“戈登將軍，”他寫道，“怒氣沖沖地找到我，又罵我殺諸王是背信棄義。我不想和他爭論……他拒絕了我給他準備好的一萬兩白銀，還發誓不要圣上的嘉獎。這么做可是大不敬。”

(逢珍譯)

注釋：

　斯庫臺利：　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郊區。

【賞析】

“我們從來沒有像法國人那樣擁有偉大的傳記傳統。”利頓·斯特拉奇在《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以下簡稱《名人傳》)的前言里如是說。的確，縱觀英國文學史，在斯特拉奇之前，只有18世紀末約翰生的《詩人傳》、鮑斯韋爾的《約翰生傳》等屈指可數的傳記作品。而鮑斯韋爾的《約翰生傳》，則可稱作是英國傳記文學的第一座高峰。對于19世紀英國的傳記傳統，斯特拉奇不無尖刻犀利的批判，但他沒有想到他的《名人傳》會引起一場傳記革命，將成為英國文學史上第二座傳記高峰。斯特拉奇的傳記后來被伍爾夫譽為“新傳記”，一時引來國內外無數模仿者。1936年，牛津大學校長喬治·格登在一次廣播講話中總結文壇近況時認為，在過去的一二十年間，文壇上革新最為成功的作家當是傳記作家，而“現代傳記作家的王子、領袖與大師是利頓·斯特拉奇”。《大英百科全書》(1989年版)的“傳記”詞條評價“斯特拉奇像當年的鮑斯韋爾一樣，在領導傳記‘革命’方面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發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1918年。它既是斯特拉奇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為一個有過十多年寫作經驗的文學評論家，斯特拉奇的傳記對人物有著透徹的理解和一針見血的表述。雖然在他寫作《名人傳》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尚未被譯介到英國，但斯特拉奇對傳主的性格及性格與行為之間的種種聯系特別關注，字里行間都在找尋傳主行為中的性格烙印，這使得《名人傳》迥然有別于維多利亞時代以來以資料匯編為主、不摻雜作家主體介入的傳記。此外，斯特拉奇向來反對表面貌似尊重事實、實際卻違背真實性的那種傳記，稱其為“悼詞式”傳記，認為這其實是對傳主的極大不尊重——“人乃宇宙間偉大的生靈，萬不可等閑視之”。為此，《名人傳》突破傳記陳規，廣開門路，吸收利用一切可能的藝術手段，用事實的材料塑造起一尊尊活生生的傳主雕像，文學性也因此成了斯特拉奇傳記的最大特點。

對比法是斯特拉奇傳記之文學性的一個突出特點。白衣天使南丁格爾雷厲風行，精明強干。與之相對的，是男人們的偏見、慵懶、人浮于事。南丁格爾即將前赴戰場前線時，衛生部長認為醫療物資晚到前線“不過四天而已”，然而南丁格爾親自帶來的物資及時、周到，“結果全派上了用場”。對于“這娘兒們”南丁格爾小姐的任命，醫生們、軍官們“驚得說不出話來”；但南丁格爾機敏老練，剛柔相濟，以德服人，終使戰場前方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在戰地醫院，供給官敷衍公事，南丁格爾另辟政府專線，化解危機；在擴建戰地醫院時，建筑工人企圖以罷工要挾，南丁格爾動用自己的資金另外雇傭工人。對比法使南丁格爾干練的形象在平庸的男人世界里凸顯了出來。

在斯特拉奇的筆下，對比法還被用來彰顯基督教的虛偽。與戈登將軍形成對比的是太平軍和李鴻章。本來，篤信基督教的戈登和誠信基督教的太平軍應當是同門兄弟，但戈登卻奉了清政府的令，倒戈剿殺正在席卷全國的太平軍。戈登發現，打勝仗“比與滿清權貴搞好關系容易”，其中李鴻章成了他眼里清朝的代表。戈登率常勝軍誘降了太平軍之后，清廷卻背信棄義暗殺了起義軍諸王。戈登仿佛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此種行徑，他找到李鴻章，“勃然大怒”；李鴻章卻認為失信于守城太平軍是理所當然，“希望用巨額賞賜和朝廷嘉獎安撫戈登”。一怒，一殺，戈登的虛偽面孔再次顯露出來。戰事奉行的邏輯是“兵不厭詐”，戈登領命鎮壓太平軍時，就已開始了“同室操戈”，現在卻又要奉行《圣經》的準則，履行承諾，心理矛盾與虛偽之心昭然若揭。

揭示法是斯特拉奇傳記的另一大特點。在《名人傳》的前言中，斯特拉奇強調，傳記作家應當保持精神獨立，即不能一味只唱贊歌。他應當“揭示”，而不作評判；應當將探照燈般的筆觸伸向傳主那鮮為人知的一面。這種傳記觀決定了斯特拉奇對傳主的性格描寫獨具一格。南丁格爾有英雄氣概，她實行鐵腕管理和無情的紀律，靠的是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堅定不移的決心。在戰地醫院，“哪里的病痛最嚴重，哪里最需要幫手，哪里就有南丁格爾小姐”，只要她在場就會產生奇特的效果。忙碌了一天下來，夜深人靜之時，她又開始填寫表格，寫分析報告。她會溫情脈脈地給傷者家屬寫信慰問，也會給上級寫信匯報情況，對身邊不稱職的現象“毒汁四濺”，“挖苦之辭像機關槍一樣”。南丁格爾性情暴躁，因為她的口頭禪是“該發火時就發火”。李鴻章的日記是斯特拉奇運用揭示法的巧妙工具。透過李鴻章的日記，我們看到他眼里的戈登其軍事才能可同曾國藩的學識才能相提并論；其人格修養不像其他外國人那樣“令人生厭”，因而李鴻章愿意與之稱兄道弟；隨著接觸的加深，雙方的了解加深了，矛盾(觀念的、文化的、個人修養的)也加深了。李鴻章發現，盡管戈登算是正人君子，但“人很難相處”，因為戈登不能容忍貪官們克扣軍餉，不能容忍清廷官員們背信棄義。誠然，這里我們也看到了斯特拉奇遵循的西方人慣用的東方主義視角，以中國人(李鴻章為代表)的腐敗襯托戈登的英雄本色。

斯特拉奇傳記的特征是人物鮮活，性格鮮明，但也有其致命的弱點。在《名人傳》的序言中，斯特拉奇表示自己立傳的原則是“在材料的汪洋大海之中放下一只小桶，在這里那里吊上一些材料樣本來”，據此立傳。這一原則遭到許多歷史學家的置疑。雖然伍爾夫曾經說過，生活中的一顰一笑，一個點頭都可以表現傳主的性格，但如果所選材料不典型，勢必影響傳主形象的真實性。而真實性是傳記的生命線。另外，為了突出傳記敘事的文學性，斯特拉奇運用了一些表現聲音的話語手法，如傳主的自言自語，旁人對傳主的口頭評價等，這也使得傳記的真實性打了折扣，畢竟斯特拉奇無法真實地知道生活在19世紀的傳主口頭怎樣說過哪些話。

相比斯特拉奇的傳記成就來說，其缺點可謂“瑕不掩瑜”。斯特拉奇不僅使傳記重新回到文學的行列中，還提升了傳記作家的地位，從此傳記作家不再是傳主的奴仆，跟在傳主的后面亦步亦趨。此外，傳記在斯特拉奇這里，還超越了傳記本身。斯特拉奇曾宣稱，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施加影響，不是出人頭地”；是“用少量的話毒死大量弄虛作假的妖魔鬼怪”。(David　Garnett語)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斯特拉奇眼里的傳記不是頌歌或紀念碑，而是一把利器，刺向傳主們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虛偽、道德至上的傳統觀念。他在本傳中選取的四個標志性人物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精神支柱的四個領域(宗教、博愛精神、教育和軍事)，其目的就是推倒支撐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偶像。這就是為什么Eminent　Victorians只能譯成《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而不是其他。那種在書名中用了“四”字的譯法，不僅畫蛇添足，而且遠遠背離原著精神，在這部傳記中，名人們不僅代表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們象征著那個時代。

(唐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