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強者的時代

三個世紀它們具有各不相同的敏感區(qū)：

貴族政體：笛卡兒，理智的天下，意志主權的明證。

女權主義：盧梭，感性的天下，感官主權的明證，虛幻。

獸道主義：叔本華，渴求的天下，獸性主權的明證，更為陰沉而誠摯。

17世紀是貴族政體。井然有序、獸性十足、冷酷嚴峻、“冷若冰霜”、“非德意志”、對滑稽劇與自然之物抱有惡感、普遍化、不同于以往。由于它相信自己，總之，要固守主人地位就需更多獸性，更多禁欲主義的習規(guī)。這個世紀意志堅強而激情四射。

18世紀是女人稱霸的世紀。沉迷于幻想、聰敏詼諧、平淡無奇，但具有為心靈服務的精神，享有精神上的自由，在暗中抗拒所有權威；醉意濃濃、樂天開朗、人情味十足、甘于自欺，總之一句話，社會性的……

19世紀是獸性橫行的世紀。更為詭異、丑陋、真實、庸眾性的，所以“更為善良”、“更為正直”；屈從于“現(xiàn)實”，所以更真實，然而意志不堅定，同時也布滿悲哀與渴望黑暗，但卻是宿命論。不畏懼“理性”，也不篤信心靈；堅信渴求的統(tǒng)治。盡管叔本華論述過“意志”，然而缺少意愿卻是其哲學中最典型的特征。連累道德也一同降格為一種同情本能。

奧古斯特·孔德則延續(xù)了18世紀的風格，心靈統(tǒng)治大腦，認識論，感覺論，博愛狂橫行。科學在此時已然獨立，這說明19世紀已然找到擺脫理想統(tǒng)治的方法。只有拋棄愿望，才能實現(xiàn)科學的好奇與嚴謹——我們這種樣式的美德……

浪漫主義成為18世紀的裝飾音符，是對這一世紀追逐偉大風格的奢望。事實上更是一種裝腔作勢與自欺欺人——人們的初衷是要描述天性的強大，激情的澎湃。

19世紀下意識地探尋這樣的理論——宿命論式地屈服于實際的事物并感到心安理得。在辯駁“傷感”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方面，黑格爾成就突出，在其思維方式之下的宿命論觀點表現(xiàn)在他確信勝方所具有的理性更偉大，忠貞不渝地為現(xiàn)實的“國家”而辯護。

叔本華：我們是愚蠢的，往好的方面說，即是自我否定。決定論在血緣學派產(chǎn)生之前，被認為是絕對的約束力，即環(huán)境論與適應論，意志被貶低為反射運動，連意志是“產(chǎn)生結果的原因”也被否定掉。最終完成了事實上的更名。這是因為人們很少看到意志，為了描述其他的事物，“意志”一詞變得毫無約束力。

其余的理論：客觀性學說和“無意志”觀成為唯一通往真理的學說；也通往美——出于獲得臣服權利的目的，信仰“天才”。機械論，這一過程中的枯燥乏味的計算。而所謂的“自然主義”則驅趕了可供選擇的、可裁判的、可釋義的、可作為原則的主體。

貫穿了整個18世紀的是康德的“實踐理性”與道德狂熱；他完全不受歷史性的約束；并對所處時代的現(xiàn)實不屑一顧，革命即是一例；也不為希臘哲學所動；義務地充當著幻想家的角色；帶著教條主義惡習的感覺論者。

當下的世紀出現(xiàn)了向康德主義的復古，即追求18世紀的潮流。人們出于為自己重新謀求信奉舊理想和舊嗜好的權利，甘于如此。換言之，就是以“設定界限”的認識論為準繩，準許任意形式的理性彼岸……

黑格爾同歌德的思維方式大同小異。因為有人聽到過歌德談論斯賓諾莎。他支持宇宙與生命神性化的意志，得以憑借自身的觀察與論證求得幸福與安靜；而黑格爾滿世界追逐理性。人們不應該滿足于和屈從于理性。從歌德那里，人們似乎能夠得到一種歡快的、讓人信服的宿命論。它既不謀反也不枯竭，它企圖通過自身獲得總體體驗，并堅信唯有總體性才能使一切獲得拯救，使一切呈現(xiàn)合理與善良。

對種族與等級的道德進行重估。有鑒于在每個種族與等級中，激情與欲望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了它們的生存條件——至少從某種程度上提出它們維持鼎盛的條件：使其成為“有道德的”人。

要改頭換面，忘掉過去——不再表現(xiàn)出差別，即在需求方面，應該盡量形成一致性；或者干脆說，它們應該被毀滅……

誠然，道德意志的表現(xiàn)應當與那種凌駕于別種人之上的專橫相適應，這有利于統(tǒng)治者的殺伐決斷，或肅清——立足于使統(tǒng)治者不再有所畏懼，或是為了協(xié)助統(tǒng)治者的宰割。“消滅奴隸制”：所謂的向“人的尊嚴”的祭獻，事實上是要消滅一個特殊的種類——埋葬這一種人的價值與幸福。

認為一個敵對種族或等級強勢的構成是大逆不道的。這是因為這一強勢會傷害我們——它的“美德”會由此受到誹謗或偷換概念。

倘若這一種族傷害我們的話，將被認為是反對人和民眾；然而倘若從它的立場出發(fā)，我們則是它所希望的人——我們能夠讓他人從中獲得利益。

“人性化”的要求單純地認為，自身掌握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的公式的虛偽性，在這一要求掩護下，確信無疑的一類人準備謀權。準確地說，這是必然的本能——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這其中傾向于將人和人相提并論。

從卑鄙的道德利益出發(fā)的“利己性”。其捷徑是：將偉大的熱切期望、爭權奪利與貪婪看做是美德的監(jiān)護人。

所有經(jīng)紀人與貪婪之人能夠借貸與索求的東西，都務必堅持同樣的性格與價值觀。這是因為，美德成為各種世界貿(mào)易與交換的搶手貨。

同樣的理由，各種以官員與士兵為標志的統(tǒng)治都是如此；以信任與愛惜的態(tài)度工作的科學也是如此；傳教事業(yè)也不例外。

這也就意味著，卑鄙的道德將在這一方面強制執(zhí)行，因為由此它可以獲得利益；而道德如果想要獲得勝利，就必須對非道德采取沉重的打擊，然而，應該以怎樣的“權利”興師問罪呢？事實上依據(jù)的根本不是權利，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在非道德有利可圖的方面，同樣的階級采用的也是非道德的手段。

未來的強者——苦難和偶然在處處創(chuàng)造了強者的條件，對此，我們現(xiàn)在能夠理解了，并且有意識地想要來理解，因為，這種躍升的條件我們已經(jīng)是能夠創(chuàng)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