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詩藝術特征比較研究

唐宋詩之爭為中國詩史上聚訟紛繁的一大公案，在歷代的唐宋詩之爭中，實已包含有對唐宋詩藝術特征的認識。如嚴羽《滄浪詩話》講的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向來被認為是對宋詩創作特色的概括，人們對宋詩特征的認識，常通過唐、宋詩的比較來加以說明。在現代的古典文學研究中，也一直存在著唐、宋詩之高下優劣的爭論，涉及唐、宋詩創作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比較。當同光體之類的舊詩成為遺跡，宗唐與宗宋的門戶之見不復存在之后，這依然是唐宋詩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1922年為紀念《申報》創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胡適說：“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他認為，“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于‘宋詩運動’。宋詩的特別性質，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詩如說話。北宋的大詩人還不能完全脫離楊億一派的惡習氣；黃庭堅一派雖然也有好詩，但他們喜歡掉書袋，往往有極惡劣的古典詩（如云‘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楊、陸、范——方才完全脫離這種惡習氣，方才貫徹這個‘做詩如說話’的趨勢。但后來所謂‘江西詩’派，不肯承接這個正當的趨勢（范、陸、楊、尤都從江西詩派的曾幾出來），卻去模仿那變化未完成的黃庭堅，所以走錯了路，跑不出來了。”很顯然，胡適是從提倡白話文學的角度評判宋詩的，肯定宋詩中那些很近白話的詩，而對江西詩派掉書袋的古典詩則持否定態度。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平民文學，要打倒貴族的古典文學，所以當時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詩運動中的江西派之詩，均在被排斥之列。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所謂‘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他將江西詩派歸入“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而加以否定。魯迅在《致楊霽云》中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這些新文學運動倡導者的言論，雖非專為研究宋詩而發，影響卻十分深遠，給宋詩運動以致命的一擊，造成很長一段時間唐詩研究受重視而宋詩遭貶斥的局面。

與唐人作詩多出于自然感興不同，宋詩多講究命意曲折和修辭功夫。胡云翼《宋詩研究》認為，宋代詩人在創造方面雖沒有唐代詩人偉大，但在詩的描寫技巧方面有進步。“第一：宋詩格外的整練有規矩，沒有唐人不工穩的毛病了；第二：宋詩的描寫越發細致，沒有唐人粗率的毛病了；第三：宋詩的描寫特別沖淡，沒有唐人一味豪邁意氣的毛病了。”他說宋詩的特色還在于造了一個新詩境，那就是宋詩里面有一種充滿了畫意的詩異常發達。盡管胡云翼對宋詩特色的把握有可商榷之處，但他從“技巧”與“詩境”兩個方面來分析宋詩特色的方式值得肯定。程千帆在1940年寫的《讀〈宋詩精華錄〉》中認為，“唐人之詩，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詩以出。宋人之詩，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后有作者，文質迭用，固罔能自外焉。”他說：“唐人以情替漢、魏之骨，宋人以意奪唐人之情，勢也。浸假而以議論入詩。夫議論則不免于委曲，委曲則不免于冗長，長則非律絕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詩愈夥也。其極至句讀不葺，而文采之妙無征；節奏不均，而聲調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長。”以緣情與主意作為于創作上分別唐、宋詩的主要特征。

唐人作詩尚天人相半，在有意無意之間，宋人則純出于有意，欲以人力巧奪天工，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繆鉞在《論宋詩》一文中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秾華繁采；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譬諸游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漳尋幽，情境冷峭。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雖唐詩之中，亦有下開宋詩派者，宋詩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論其大較，固如此矣。”他認為宋詩的內容較唐詩更為廣闊，能略唐人之所詳，而詳唐人之所略，雖盡事理之精微，而乏興象之華妙。宋人作詩講究熔鑄群言，強調無一字無來處，因“凡有來歷之字，一則此字曾經古人選用，幾最適于表達某種情思，譬之已提煉之鐵，自較生鐵為精。二則除此字本身之意義外，尚可思及其出處詞句之意義，多一層聯想。運化古人詩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則曾經提煉，其意較精；二則多一層聯想，含蘊豐富。”他以為唐人律詩，其對偶已較六朝為工，宋詩于此，尤為精細。大抵宋詩對偶所貴在工切、勻稱、自然、意遠。唐人為詩雖也重句法，而宋詩造句之法，在求生新，求深遠，求曲折，以矯俗熟卑近和陳腐。宋人于唐詩用韻之變化處特加注意，喜押強韻，喜步韻，因難見巧，反可撥棄陳言，獨創新意。唐詩聲調，以高亮諧和為美，而黃庭堅的山谷體詩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與唐人作詩相比，宋人從運思造境到煉句琢字和韻調音節，皆有自己的特點，其長處為用意深折，意味雋永，其流弊為喜用偏鋒，乏雍容渾厚之美。或專求奇字綴葺成詩，乍觀有致而久誦乏味；或求工太過失于尖巧，剝落色相而流于枯淡。

在《談藝錄》中，錢鐘書開篇即談“詩分唐宋”的問題，認為：“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此說一反前人論詩時以朝代區別唐宋的做法，將唐詩和宋詩作為古典詩歌的兩種基本體格和審美范式：一以“豐神情韻擅長”，一以“筋骨思理見勝”，前者真樸出自然，后者則刻露見心思。之所以如此，深層的原因是人的性分之殊，錢鐘書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也就是說，并非宋朝人寫的詩才叫宋詩，唐朝人寫的詩才叫唐詩，這是就時代而言，具體到作家本人，“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換言之，一個詩人可能既寫唐詩又寫宋詩，關鍵在于其一生的性情變化使之然。

錢鐘書《宋詩選注序》認為：“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并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又說：“憑藉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里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么特著的轉變。”他認為宋人的習氣是“資書以為詩”，所以“把末流當作本源的風氣仿佛是宋代詩人里的流行感冒。嫌孟浩然‘無材料’的蘇軾有這種傾向，把‘古人好對偶用盡’的陸游更有這種傾向；不但西昆體害這個毛病，江西派也害這個毛病，而且反對江西派的‘四靈’竟傳染著同樣的毛病。”他認為宋詩的藝術成就雖不及唐詩，但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的宋詩研究幾近于空白，而海外卻有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出版。他以為宋詩的重要特征和價值，不僅在于對前代的繼承和總結，更重要的在于對傳統詩歌意緒表現范圍的解放：一是視界的開闊，一是悲哀的揚棄。這也是宋詩區別于傳統詩歌的內涵和特征，宋人不但把詩視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場所，同時也把詩當作傳達理智的地方，由此形成了宋詩表現的敘述性和思辨性的特征，造成唐宋詩內在的本質區別。他說：“正因為如此，唐詩顯得如火如荼，緊湊而激烈。簡言之，在匆匆趨向死亡的人生過程中，詩人作詩只能抓住貴重的瞬間，加以凝視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噴出、爆發。詩人所凝視的只是對象的頂點。這是唐詩之所以顯得激烈的原因。唐詩是凝縮而簡潔的，但視界的幅度卻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詩則不然。宋人以人生為長久的延續，而且對這長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具有廣闊的視界。詩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產生詩的瞬間，也不只凝視著對象的頂點。他們的視線廣泛地環望四周，因此顯得冷靜而從容不迫。”所以宋詩中不僅悲哀題材的作品很少，即使表現悲哀，也能夠客觀、冷靜地對待，在理性的邏輯之中，仍能透露出希望之光。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國內有關宋人是否一反唐人規律而不懂形象思維的爭論，促使人們對唐宋詩各自的藝術特色進行反思。如陳祥耀在《宋詩的發展與陳與義詩》中指出：歷史上有關唐宋詩短長的爭論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宋詩不如唐詩，一派認為宋詩較唐詩是有所發展的。這兩派都看到了宋詩的一個方面，拘之則偏，合之則全。他說：“宋詩議論多，用典多，散文化的傾向較突出，含蓄抒情和形象思維確有不及唐詩的地方；但它在技巧上力求翻新，力破余地，對唐詩來說，也確有新的發展。”他從比較的角度談宋詩特征，說：“大抵唐詩善攄情，以韻味勝，宋詩工言理，以意趣勝。唐詩較渾厚，宋詩工委曲。唐詩以氣魄雄偉勝，宋詩以態度閑遠勝。唐人豪邁者，宋人欲變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澀；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矯之以艱辛；唐人藻麗者，宋人欲還之以樸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以書卷；唐人酣暢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約；唐人多煉實字，宋人兼煉虛字。宋詩文理察密，技巧精細，有逾于唐；而氣韻之涵蘊不逮焉。”關于宋詩特征的概括，當時較為流行的還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人們認為這雖是對宋詩的批評，可也道出了宋詩的特點，所以常從這幾方面來探討宋詩特征。

在《宋代詩歌的藝術特點和教訓》一文中，王水照參照嚴羽的說法，認為宋詩的三大特點是：散文化、議論化、以才學為詩。匡扶在《宋詩的評價及其特色淺談》中指出：宋詩除了散文化、多議論之外，語言的通俗化也是主要特色之一。他認為，在宋代“詩人們肯于吸取、提煉民間口語，來豐富和翻新自己詩的語言，造成一種清新流暢、樸實自然的風格。”許多宋詩寫得明白如話。通常，人們將嚴羽講的“以文字為詩”，理解為“以文為詩”，即詩歌創作的散文化，指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和字法引入詩中。但胡明在《“以文為詩”和“以文字為詩”》中認為：宋人所謂“以文為詩”，主要是指敘事和言理——尤其是言理——入詩而說的，而其形式特征即結構手段、敘述方法的散文化傾向是次要的內涵。再則，嚴羽的“以文字為詩”，主要指的是宋代詩風的兩個不良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戲音韻；一是“點鐵成金”，挦扯綴補。所以將“以文字為詩”理解為“以文為詩”是錯誤的，并且，“以文為詩”也不等于散文化。胡念貽在《關于宋詩的成就和特色》中指出：宋詩的數量超過《全唐詩》兩倍以上，其中確有大量的好詩，不能用嚴羽講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來概括宋朝一代的詩歌。因為這導致人們對宋詩產生兩個看法：一是宋詩缺乏生活；二是宋詩缺乏形象。

把嚴羽對宋詩的批評看作是對宋詩特質的概括，以此為依據論述宋詩，自然會導致對整個宋詩評價的偏低，或者說是把宋詩的缺點當作特點。那么，如何就宋詩在文學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來探討宋詩特色，如何就宋詩的具體評價概括總結宋人的藝術個性，就是宋詩研究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圍繞著這一問題，人們從詩歌意象、文化蘊涵、藝術風韻、題材范圍、創作追求和審美理想等諸多方面，對唐、宋詩的藝術特征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可貴探索，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唐詩創作以自然意象為主，宋詩多為人文意象。宋代作家的人文修養較唐代作家要高出許多，故人文意象在宋詩中亦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反映一代宋人的讀書情趣和書生本色。霍松林、鄧小軍在《論宋詩》中指出：宋詩的特質是發揮人文優勢，即通過人文意象的描寫與典故、議論的運用，表現富于人文修養的情感思想，體現一種有品節又有涵養的精神。“宋詩用典之多超過了唐詩，這固然與宋人讀書多有關，但更與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關。用典的妙處，在于增添詩歌語言的淵雅風味。”用典除了是一項古為今用的語言藝術手段，也是人文意象的淵藪。宋詩的用典，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達的情感思想，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懷。宋詩的議論也發自人文修養，是抒情的延伸和深化。“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優勢的提升，規范了宋詩淡樸無華的基本風貌。崇尚品節的精神，藝術上的刻意求新，決定了宋詩瘦硬通神的風格要素。富于人文修養的情致，則產生了宋詩淵雅不俗的獨家風味。”與唐詩的興象玲瓏不同，宋詩之美是一種風致美，而風致是人文情趣的體現，是品節涵養的呈露。

唐、宋詩是不同類型文化的產物，宋詩的文化蘊涵和藝術風韻有異于唐。宋文化發軔于中唐、復興于慶歷、而具形于元祐，宋詩的發展亦然。龔鵬程在《江西詩社宗派研究》中指出：宋文化形成后，乃有所謂宋詩，有宋詩，方有唐宋詩之爭，“所謂唐，所謂宋，非朝代之別，乃不同風格類型之分，猶文化類型中可區為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也。”他認為自中唐哲學突破后，宋詩之風格特質方逐漸形成，表現于體制變遷、反省之創造和道器合一等方面。宋人的創作形態，非表現之創造，而為反省之創造，創作方式趨于以復古為開新一路。又宋人通藝事于妙道，論書畫論詩歌，以人格比合風格，幾與論修身同義，“方是時也，藝術制作，既與人格修持無異，評詩論人，亦當具同一眼目。”劉乃昌、王少華的《宋詩論略》認為，與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更重品節，宋人學陶多著眼于陶詩的遠韻清操、高情逸趣，宋人學杜的作品也大都體現出一種人格美；宋詩較少唐詩那種渾雅醇厚的韻致，而多含睿智哲思，長于在寫景抒懷中寄寓詩人對于歷史、社會、人生、政治等問題的種種見解，以理取勝，又不抽象說理，對人生體驗更加深化，達到了哲學的高度；超越唐人重音容聲色渲染的藝術表現定勢及窠臼，宋詩的特色在于看似樸淡而意蘊深雋，歸于平淡簡古，進入高風絕塵的雅趣清境；與唐人作詩注重聲調格律的響亮圓潤不同，宋人發展了拗句和拗律的體制，從而形成了宋詩的蒼勁風骨。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高峰，宋詩的價值不在于類似唐詩，亦不必與唐詩爭高下，而在于能在藝術風格和題材內容方面開拓出新。在《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一書中，張高評專就宋人詠史、詠物等題材的翻案詩、宋代的禽言詩，以及宋人詠畫、題畫詩所創格的“詩中有畫”之表現等，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以說明“宋詩既有傳承古學之襟抱，又富于開拓之氣象，故能于唐詩登峰造極之后，別開生面，蔚為與唐詩爭馳抗衡，風格獨具之自家特色。”認為宋詩或發揚光大唐詩之優長，凡唐人淺言少言泛言者，宋人深言多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暢而后已；或喜作理性思考，深造有得，創作家與理論家紛紛作“出位之思”，于是而有詩畫一律、詩禪相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詩書畫相濟諸事實與理論。朱剛的《從類編詩集看宋詩題材》，就宋人按題材類編的兩種集子進行統計，指出宋詩取材廣、命意新的特點的形成，在于“緣情”和“體物”的界線消失，取材上不受限制，使詩歌題材擴大至于“無所不包”的境地。在政治和社會問題題材的詩歌得到極大發展的同時，詩歌成為士人風雅生活的必備內容，生活中隨處而有的詩意都被發掘出來，詩不但是千古事業，而且就是生活。故詩無所不在，詩的題材無所不包。

與唐詩的情來、氣來、神來而聲色并茂不同，宋人論詩談藝常言“脫俗”，強調藝事的精深華妙和風格的超邁流俗，這最終取決于作家的人文道德修養，是一種與詩人的人品、人格緊密相聯的精神境界。秦寰明在《宋詩的復雅崇格傾向》中指出：宋代詩歌創作中存在著復雅崇格的傾向。由復雅而歸于崇格，反映出宋人注重創作主體內在的超越流俗的人格精神和高逸情趣，進而致力于詩歌的平淡境界和思理筋骨的邏輯力量的追求。因崇格較之復雅更須求諸作者的胸襟氣骨，并且具體而微地體現于用筆的技法力度，這是對唐詩主情傳統的反撥和超越。張毅認為：作為宋詩代表的蘇、黃詩學，雖講求理智之沉思，亦重情氣之灌注，追求的是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為一體的理趣，其最終所要達到的是一種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老境美，一種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實腴的成熟之美。宋人對老境美的追求，體現為襟懷淡泊、思致細密和情意深邃等方面。宋人把“平淡”作為作家藝術成熟的標志，注重化巧為拙、藏深于樸，用自然素樸的表現形式反映出蘊意深遠的人生感悟。宋詩拔去浮言腴語的瘦硬風格，是宋人“造平淡”的一種特殊方式，以命意深折和詞理的細密為特征，講究語意老重和規模宏遠。就更深一層次的情感表達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種人世滄桑的凄涼和強歌無歡的沉郁，它源于當時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屬于一種帶有理性批判否定精神的情感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