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唐王朝開始陷入藩鎮割據的局面，加上黨爭和宦官專權，政治黑暗混亂，國家風雨飄搖，日趨陵夷。唐穆宗長慶(821-824)以后，中興希望破滅，士人自感前途無望，生活平庸，心態內斂，感情則日趨敏感、細膩。黃巢起義使唐王朝徹底崩潰，最終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主要有五個王朝前仆后繼，南方則被分割成若干個小國。這些短期政權的建立者和繼承者，十之八九都是武夫悍將，草菅人命，鮮廉寡恥，茍且偷安，缺乏政治抱負。歐陽修曾浩嘆：“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于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①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中，士大夫階層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已失去實踐和實現的基礎和前提，建功立業的理想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動蕩分裂的政治格局顛覆、摧折了晚唐五代文人的既有信仰和精神支柱，恐慌、彷徨之下，他們只能如飄萍斷梗隨波逐流，茍全性命于亂世。依附于昏暴、茍且小政權的文士，仰人鼻息，戰戰兢兢，自然不可能志存高遠，胸襟磊落，意志堅強;相反，懼世、厭世、混世、諛世，明哲保身，得過且過，及時行樂，醉生夢死，則必然成為他們生存和生活的法則。

事實上，身處亂世昏暴茍且政權之下，文士地位低下，命運悲慘，不僅被剝奪了理想和抱負，而且連生命也無法保障，往往朝不保夕，身首異處。晚唐五代是一個“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③的混亂時期。

唐憲宗以后，有七位皇帝都是宦官所立，憲宗、敬宗則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其他數位帝王之死，亦與宦官有關。朝政的混亂黑暗可想而知。在唐文宗朝那場著名的“甘露事變”中，自宰相王涯以下朝官被殺者六七百人。宦官專權之外，還有朋黨之爭。一黨執政，即對另一黨打擊報復，必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至于寄食各藩鎮幕府中的文人，其地位和命運更是等而下之。而自“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綮、樸輩不次而用，捭豚臑拒?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④

朱溫欲篡唐，更是大行殺戮。唐室大臣，惶惶不可終日。陶岳《五代史補》卷一“楊凝式佯狂”條云：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后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陰使人來，采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宰相尚且如此，一般士人可想而知。到了天祐年間，篡權已如離弦之箭，所過處血光四濺。既“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復“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余人”，又“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范車裂以殉”。^①對于朱溫嗜殺、濫殺的兇殘行徑，《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五的記述更駭人聽聞，文曰：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自余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跡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并所在，賜自盡。

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全忠嘗與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眾莫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延及五代，“領節旄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書，必自署親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權不法”^②，情況進一步惡化，文人無用論一時極盛。后漢小吏出身的權臣楊邠即宣稱：“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并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的后漢另一權臣史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③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士雖然體力弱小，但擁有智謀，悍將武夫認為會對自己構成潛在的威脅，所以骨子里又特別嫉恨文士，必欲除之而心安。《五代史補》中就有兩條這樣的記載。卷二“秦王掇禍”條云：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

時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未幾，及禍。高輦棄市。

卷五“高祖以讖殺趙子童”條記述了一位知書愛民、重義舍利、才略度量過人、為主子計深遠的將軍形象。可惜這樣一位部下，卻因為郭威的無端猜忌而見殺。文曰：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子童者，知書善射，至防御使。觀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眾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床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于門下用為報答，至堆集如丘陵焉。子童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

群雄并起，城頭變幻大王旗，文士往往無所適從，討好一方，必然開罪另一方，一旦對方得勢，厄運亦隨之而來。《五代史補》卷二“徐寅擯棄”條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文曰：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游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為仇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黃巢農民軍中雖曾有“遇儒則肉，師必覆”^①的歌謠，但對于拒降的文士，亦格殺勿論。轉戰至閩中時，便將隱居的長樂詩人周樸殺害，《唐才子傳》卷九有云：“乾符中，為巢賊所得，以不屈，竟及于禍。遠近聞之，莫不流涕。”入主長安期間，亦多殺戮士人。農民軍對歸附的士人自然歡迎，但對不肯相從甚至與農民軍為敵者，則絕不放過。“黃巢在京，尚讓為相，改乾符之號為金統元年，見在百司，并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偽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并令剜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大隊內收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余人，百司驚惶，皆至逃竄。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犂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②韋莊的《秦婦吟》詩亦述及農民軍的燒殺行為：“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南方軍閥不像北方軍閥那樣嗜殺，西蜀、南唐的君主甚至優寵文士，與北方相比，南方文人的生存環境尚稱寬松，但文士同樣不免災禍，棄置不用的就更多了。南唐后主李煜殺害潘佑、李平，即一顯例。前蜀王建父子，淫亂無度，至于侵奪臣下妻女。《蜀梼杌》卷上即載王建欲奪潘炕美妾趙解愁，王衍強奪王承綱之女。而同卷所載以下事實，更能說明文士的實際處境。文曰：

(乾德三年)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賄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璧，侍郎不異。”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浦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后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

(林)罕字仲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大用而卒。

《五代史補》卷一記載了荊南節度使成汭殺害士人鄭準的故事。文曰：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長于箋奏。成汭鎮荊南，辟為推官。汭嘗仇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荊南節度使，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表甚為朝廷所重。

后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為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為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致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處?”請解職。汭怒其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

卷三“馬希范殺高郁”條記載了馬希范中敵離間之計而誅殺謀臣的故事。文曰：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覲，莊宗以希范年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范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范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

同卷“戴偃擯棄”條又記載了成為一國之主后的馬希范迫害詩人戴偃的故事：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斧斤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發，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于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

卷四“梁震裨贊”條則記載了士人迫于軍閥勢力而不得不出仕、委曲求全的情形：“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后，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恥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非有意于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卷五“江為臨刑賦詩”條則記載了詩人江為被閩政權殺害的故事。臨刑前江為索筆賦詩一首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可見南方并非樂土，而是同樣棄滿危機和兇險，只是北方多了幾個特別嗜殺的軍閥而已。

干戈擾攘，人命危淺，道義失墮，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挫之下，晚唐五代文士開始分化，形成多個具有不同人格的群體。或見風使舵，攀龍附鳳;或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或投機取巧，渾水摸魚;或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或緘默寡言，明哲保身;或藏形匿影，歸隱林泉;至于持正守道、剛直不阿者，則鮮矣。概括起來，則不外乎三種情形，即放縱、隱逸和雅正。若從晚唐五代詞體創作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考察，則所謂放縱，主要表現在沉迷酒色歌舞;所謂隱逸，主要表現在對江南秀麗山水風光的依戀以及遁歸自然的欣喜;所謂雅正，則主要表現在能比較嚴肅認真地看待和思考社會、人生問題。更進一步，就晚唐五代詞的題材內容而言，則表現為艷情、閨情、寫景、詠物、風土、羈旅、隱逸、閑愁等類型成為詞家熱衷的對象。

①《新五代史》卷三十一《周臣傳第十九》傳論,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6頁。
②《新五代史》陳師錫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新五代史》卷十六《唐家人傳論》,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73頁。
④(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贊語,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390頁。
①(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紀第一》,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10頁。
②(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0頁。
③(宋)薛居正撰《舊五代史》卷一百零七《漢書第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①《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黃巢傳》。
②(后蜀)何光遠撰《鑒戒錄》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